家訓本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蒙書，一般多懸於廳堂屋室，以對家庭成員尤其是子弟起警戒的作用。但《朱子家訓》影響巨大，膾炙人口，幾乎家喻戶曉，自然也就成了古代人人必讀的蒙書之一。
[旁注]
功名 科舉時代稱科第為功名。自隋代開始實行科舉製度，宋代以後，才真正完全以考試成績選拔人才，給普通平民進入社會權力機構提供了機會。考取功名的最高成績是狀元。明清兩代，殿試一二三名，確定其名稱為“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
鴟鴞 鳥類的一科，鴟鴞可以分為鴟和鴞，分別是夜鷹目和鴞形目，也可以合起來並成為鴟鴞，即貓頭鷹，與麒麟和鳳凰是同一個詞性的，鵂鶹、貓頭鷹等都屬於鴟鴞科。也稱“鴟梟”，頭大，嘴短而彎曲。吃鼠、兔、昆蟲等小動物，對農業有益。
晏子 （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00年），春秋後期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嬰是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節儉，謙恭下士著稱。晏子甚是睿智，頭腦機靈，能言善辯，善於辭令。為春秋時期的人才之一。司馬遷非常推崇晏嬰，將其比為管仲。
外戚 也稱“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曆史上，帝王年幼時，外戚往往幹政篡權，甚至有改朝篡位者。東漢後宮幹政的局麵是漢代時皇後製度乃至後宮製度不成熟的一個典型縮影，這也是封建地主階級對完善後宮製度不斷探索的結果，對以後不斷完善後宮製度起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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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柏廬的父親朱集璜是明代末年著名學者，素有學行，為鄉井所推。教授弟子，多至數百人。1645年，朱集璜在守昆城抵禦清軍時，抗禦若幹日，他協守甚力，但昆城後來被清軍攻破，他為保全名節，投河自盡。
清代《南疆繹史》考證稱：昆山朱集璜，為文靖公天麟族人。因此朱柏廬也算是明皇族遠親。事實上在明代末期遺作中，對其父的評價是非常高的。當時朱集璜與複社人交好，又同情東林黨人，但卻始終未曾參與政事。
曾國藩的修身經世實踐
清代儒學強調經世致用，但達到這目的先要修己修身。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晨星，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曾國藩出生於清代晚期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同年參加長沙的童子試，成績列為優等。1838年進士出身，自此供職京師。
如何修身，儒家的倫理哲學提出了根本之法，這就是“誠”。按照儒家修己治人的倫理哲學，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而“誠”則是修身的根本之法。
曾國藩完全繼承了傳統文化中關於“誠”的思想，更多的是從功夫論及其與本體論的結合上論及，不僅將其視為一切事務的根本，而且將它作為修身的基本之道。
曾國藩訂立“敬、恕、誠、靜、勤、潤”六字修身養性之法，認為：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缺一不可。
晚年，他檢討自己的一生，說道：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
真正做到守“靜”，並非易事。曾國藩很注意培養守“靜”功夫。一天，他讀《周易》的“大壯”卦，以及彖、大象，認為正與《孟子》中的“養氣章”通。但讀爻辭無所得，認為是由於“心粗不入”。隨後又複讀《周易》仍無得。飯後心雜，燈下擬作題圖詩，意欲求工，反不能成一字。
讀《周易》無所得，曾國藩反省自己“遊思紛至”，同時他又感到守“靜”甚難，有時很難克製自己，“不能靜坐，隻好出門”。
作為一種修身方法，“靜”無疑有著積極作用，但這是一種脫離實踐的閉門沉思，走向極端也有著流弊。晚年，曾國藩意識到這一點。他指出，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因此，守“靜”也有其反麵，須預防矯枉過正。
如何在實際生活中修身，儒家提出了克己內省、改過遷善等具體方法，其核心是強調反求諸己，嚴格反省自己的言行。按照這一修身之道，同時又遵循盈虛交替的天之道，曾國藩時時檢查自己的不足之處。他嚴格按著“慎獨”的要求，時時自省改過。
一是戒除不誠和虛偽。誠是修身之本，曾國藩在待人接物中，時常反省自己。
一次，曾國藩與竇蘭泉談，“言理見商”，過後檢查自己，“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其原因，“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憍，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為外人，果能益哉？可恨，可羞！”
又一次，曾國藩與馮卓懷、陳源兗等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問題。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而曾國藩“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過後他反省自己“何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
違背自己所定的戒律，也是不誠的體現。一次曾國藩深夜才歸，“違夜不出門之戒”，他因此反省道，“都是空言欺人”。有人曾當麵責備曾國藩“偽”，“對人能做幾副麵孔”，對他觸動很深。
曾國藩早年有時好取人悅，言不由衷，事後反省，感到待人缺乏忠信。一天，他與人飲酒，久談過後也覺不當，“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誌安在耶？恥安在耶？”
二是去其好名之心。名實相符，是“誠其意”的要求，曾國藩時時檢查自己的好名之心。一天早上，曾國藩忽然“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事後，他痛罵自己“盜賊心術，可醜！”
他每天寫自課本，卻無改過的實際行動，“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僴之意。”他責備自己“何貴有此課之冊！看來隻是好名。”每天做日課，“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克痛湔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除外，他還反省自己的種種言行，均是好名之心作怪。如有時作“無禮之應酬，勉強從人”，其一半原因“仍從毀譽心起，怕人說我不好”。
直至晚年，曾國藩仍時時反省自己的好名之心。如“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他自己認為，“總於由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
三是力戒無恒之弊。立誌有恒是克己內省的基本方法，曾國藩非常重視這一點。有一天，曾國藩早上起來吃煙，“口苦舌幹，甚覺煙之有損無益，而刻不能離，惡濕居下，深以為恨”。他發誓“從今永禁吃煙，將水煙袋捶碎”。
第二天，曾國藩想到自己已到30歲，頗有感慨，“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他下定決心，“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戒煙後，曾國藩時時警惕，將近一月時，他在日記中寫道：“吾自戒吃煙，將一月，今差定矣！以後餘有三戒：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房闥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