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治人——疏通人際1
中庸之道是一種處世之道，同時也是一種修己治人之法。要想很好地實行中庸之道，把中庸之道運用於修己治人，就要講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按一定的道德規範辦事，不走極端，不行偏鋒，從人性出發，在外部環境中尋求結合點，最終達到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的人生境界。
和諧的人際關係是修己治人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這裏的“修己”的意思是加強自身修養，加強自身素質，簡單說就是完善自我的意思。“治人”的意思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意。“修己”是“治人”的基礎，做到了“修己”，“治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自然也就贏得了和諧的人際關係了。
德行高尚方可致和諧
《中庸》第二十章中說：普天之下所應共同遵循的大道有5條，而用以實現這5條大道的基本品德有3項，這就是：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婦之道、兄弟之道和朋友交往之道。這5條大道，是普天下之人所應共同遵循的大道。這就是所謂的“五達道”。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5種人際關係。 在這五種關係中，君臣關係最為複雜，也最難處理。但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魏征；武則天和大臣狄仁傑，等等。
通過正確處理這5種人際關係，就可以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但是調節這些人際關係靠什麼呢？靠的就是人們內心的品德和智慧。
《中庸》在講過“五達道”之後說：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意思是說，智慧、仁愛、勇敢，這3項是普天下之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品德，而所以能夠保證這3項基本品德的前提則隻有一個。
智慧、仁愛、勇敢就是所謂的“三達德”。智慧、仁愛、勇敢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來調節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
智、仁、勇靠什麼來培植呢？就是靠誠實、善良的品德意識來培植加固。所以《中庸》又繼續闡明：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意思是說，愛好學習，就接近智慧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愛了；懂得恥辱，就是勇敢了。知道了這三點，也就知道了應該如何修養自身的品德；知道了如何修養自身的品德，也就是知道了如何去引導他人；知道了如何引導他人，也就知道了如何治理天下國家了。
智慧、仁愛、勇敢“三達德”，就是我國曆史上信奉儒家學說的人用來修身養性的信條，實際上，《中庸》原文中的“知”不但包括智慧，也包含知識、技能等。孔子特別強調“好學”，認為隻要好學就離智慧不遠了。
“仁”是仁愛之意，就是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愛護，是施行中庸之道在道德上的思想指導。“勇”，就是施行中庸之道時所需要的勇敢和毅力，從中庸之道的原則而言，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互為依存。
一個人隻有具備了“愛人”之心這一達德，才有了發自內心的追求“仁”的主觀意向；隻有具備了“智”這一達德，才有了實現“仁”的智慧和才能；隻有具備了“勇”這一達德，才有敢於實行“仁”的膽量和堅持實行“仁”的毅力，所以三者缺一不可。然而，三者都必須以“中庸”的發展貫串起來，才能達到行“仁”的最佳效果。
在此基礎上，《中庸》又進一步深入闡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意思是說，治理天下和國家大體上有9項原則：一是要修養自身品德，二是要尊重賢人，三要親愛親人，四要敬重大臣，五要體恤群臣，六要愛民如子，七要招徠各類工匠，八要優待遠方來人，九要安撫諸侯。
修養自身品德，就能樹立起道德楷模；尊重賢人，就不至於被某些假象所迷惑；親愛親人，則使親族對自己沒有怨恨不滿；敬重大臣，則治理國家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就能使他們力圖報效；愛民如子就使百姓受到激勵；招來各種工匠做工就能使得財用充足；厚待遠方來的客人能使遠方來的人歸順；安撫諸侯能使天下人敬畏。
這9項原則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9項具體工作。要做好這9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
做好這9項工作，事實上也就處理調節好了9種人際關係。而調節這9種人際關係是使天下國家達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證。
《中庸》提出的9項原則，是對《尚書·堯典》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繼承，也是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發展，在疏通人際關係方麵具有指導意義。
【旁注】
唐太宗 （約598年～649年），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後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間，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以文治天下，並開疆拓土，虛心納諫，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麵，開創了我國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唐王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礎。
武則天 （624年～705年），名武曌，今山西文水縣東人，我國曆史上唯一的正統的女皇帝。14歲入後宮為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時為皇後，後自立為皇帝，定洛陽為都，改稱神都，建立武周王朝，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在位期間，頗有政績。
儒家 又稱儒學、儒家學說，或稱為儒教，是我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儒家的以人為文明核心、主體的思想，對我國以及東方文明有著重大影響。
諸侯 古代中央政權所分封的各國國君的統稱。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漢朝分王、侯二等。周製，諸侯名義上需服從王室的政令，向王室朝貢、述職、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漢時諸侯國由皇帝派相或長吏治理，王、侯僅食賦稅。
《尚書·堯典》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書，該書內容豐富，覆蓋各種先民的認識成果。《堯典》是《尚書》的首篇，其內容涉及所謂堯時期的政治體製、政治思想以及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內容。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堯的重要資料。
【閱讀鏈接】
《中庸》中提出的“五達道”，實際上是儒家所提出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互相敬愛等道德規範，是當代建設和諧家庭的重要內容。隻有家庭和諧了，才可能有社會的和諧。
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相比，朋友之間有信，更是當代的每個社會成員處世和創業所應遵守的道德準則，同時，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至於君臣關係，則要靈活對待，忠君和愛國不是一回事，不可劃等號，處理好其中的關係，自然也會發揮其積極進步的作用。
執兩用中防物極必反
儒家強調“中庸”，反對走極端，尋求在對立的兩極之間尋求比較適中的解決方案。但這種解決方案不能說都是正確的。 鑒於這種情況，古代儒家又找了一個“權”字來作為“中”的補充。
“權”的意思本來是指秤錘，秤錘的位置是靈活的，可以根據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動不同的位置，這個位置當然不會永遠處於正中，但卻永遠是處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這樣一個靈活的“權”相配合。
“權”的思想出現得較早，據成書於孔子之前的《尚書·呂刑》記載：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意思是說，犯應判重刑之罪而宜減輕的，服減輕的刑罰；犯應判輕刑之罪而應加重的，服加重的刑罰。界定輕重刑罰應該有權衡，對於刑罰的適用，在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其輕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由此可見，“權”的思想早在儒家之前就存在，而且儒家“中庸”說也繼承了“權”的因素。
儒學大師孟子對“湯執中”持讚揚態度， 他稱讚孔子為“聖之時者”，就是因為孔子能根據一時一地不同的具體情況，靈活地決定自己的行動。
《中庸》第二章說：盡管一時一地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君子卻能靈活對待，隨時做得十分合宜，言行符合道德規範。
“中”與“時”的關係，也就是“中”與“權”的關係。 同樣，儒家所謂“時中”所表現出來的靈活性，也決不意味著放棄道德規範的根本原則。正如《論語·子張》中所說：在德操大節上不要超過界限，在細微小節上有點出入是可以的。
“中庸”的“用中”精髓思想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把對立兩端直接結合起來以此之過，濟彼不及，以此之長，被彼所短，以追求最佳的“中”的狀態。
第二，強調泄彼之過，勿使彼走向極端。如《尚書·舜典》言：“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
第三，不立足於任何一邊，把毋過毋不及的主張一次表現出來，因而最便於顯示“用中”的特點，從而取得一種純客觀的姿態。猶如《尚書·洪範》所說的“無偏無頗”、“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黨無偏”、“無反無側”等說法。
第四，指明對立雙方的互相補充，以表示“中庸”的“和”的特色，這種形式又包含兩種情況：一是不同時間的相互補充，從時間和過程的全體來看這也是用中，如一張一弛、一寬一猛；二是同一時間內對於不同領域的事物也可采取相互補充的辦法，從而展現為空間上的用中，如施取其厚、斂從其薄。
憑借兩端認識中間，而不為中間另立名目，此中包含著深刻的辯證思想。這是認識到中間與兩端互不可分、三者共成一體的積極表現。
儒學大師荀子在《荀子·性惡》中說：天下有中庸之人，是因為他們敢於堅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和準則不偏離。可見，要做到“中”，並不像做個和事佬那樣輕而易舉，而是需要膽量和勇氣。
《中庸》所說的“中立不倚”，不是一種保持中立的主張，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君子節操。可見，“中立不倚”就是說“中”的道德信念和準則一旦確立，就永不偏離，無論治世亂世、有道無道，君子都要堅守信念，保持節操。
堯舜時期，堯的“允執厥中”，舜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等，體現的皆是中庸思想。孔子將這種思想發揚光大，提出“中庸”之德，至子思、朱熹等儒家人士又將其更為廣泛地宣揚開來。 後來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裏，“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現，如莊子所謂“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韓非子所謂“去甚去泰，身乃無害”；《管子·宙合》篇所謂“中正者，治之本也”等等，都與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中庸”就是以人的內在為要求，特別是以人性、本心為出發點和根本價值依據，在外部環境中尋求“中節”，也就是使內在要求在現有的外在環境與條件下，得到最適宜的、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地表達與實現。
從前，有兄弟二人，都在本地買進了很多貨物，然後到一個有著裸舞習俗的地方去做買賣。動身之前，弟弟對哥哥說：“有的人出身好，自然有衣食，而有的人出身差，要靠出賣體力掙得衣食。現在咱們去的地方是蠻荒之地，他們不懂得什麼禮法，是沒有文明教化的地方。我們去那裏，要迎合他們的禮儀規則可真是難事。不過，入鄉隨俗，我們到那裏也要行動舉止都符合那裏的人的規矩禮儀，禮貌待人，不可傲慢自大，隨和謙虛，韜光養晦，才是明智的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