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仁諒人——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們貫徹孔門相傳的“忠恕之道”，這個要求正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的發揮，要求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時合於“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與“和為貴”的思想相結合，便是“中和之道”。淳樸人性是天下之大本，和諧原則是天下之大道，離開“中和之道”，便會使人性淪喪，天下大亂。實行“中和之道”的關鍵便是使人的行為符合忠恕之道，人與人要做到互愛互信，互尊互諒，人得其所，事得其宜，則天下太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據《論語·衛靈公》記載，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詞可以終身尊奉？”
孔子答道：“大概就是恕了。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就不要施加給別人。”
孔子說的後 一句話原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所揭曉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孔子所言是指人應該有寬廣的胸懷，待人處事之時切勿心胸狹窄，而應寬宏大量，寬恕待人。
在孔子看來，倘若自己所不欲的，不願做的，硬推給他人，不僅會破壞與他人的關係，也會將事情弄得僵持而不可收拾。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該堅持這種原則，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體現。
人生在世除了關注自身的存在以外，還得關注他人的存在，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切勿將己所不欲施於人。
我國產生過眾多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先賢，大禹治水就是崇高的典範。
大禹接受治水的任務時，剛剛和塗山氏的一個姑娘結婚。當他想到有人被水淹死時，心裏就像自己的親人被淹死一樣痛苦、不安，於是他告別了妻子，率眾治水，夜以繼日地進行疏導工作。
在治水過程中，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13年的奮戰，疏通了9條大河，使洪水流入了大海，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偉大業績。
到了 戰國時候，有個叫白圭的水利專家，非常出名。什麼地方河堤有了裂縫、漏洞、滲出水來，他一到就能修好。後來，他被魏國請去當相邦，魏國的國君對他很信任。
有一次，孟子來到魏國，白圭在會見他的時候，表露出自己有非凡的治水本領，甚至自我吹噓說：“我的治水本領已經超過大禹了！”
孟子是位非常有學問的人、當場駁斥他說：“你說的話錯了。大禹治水是把四海當作大水溝，順著水性疏導，結果水都流進大海，與己有利，與人無害。如今稱治水，隻是修堤堵河，把鄰國作為聚水的地方，結果將使洪水倒流回來，造成更大的災害。有仁德的人，是不會這樣做的。這種治水的方法，怎麼能與大禹的相比呢？”
這就是成語“以鄰為壑”的由來。
在這裏，孟子一方麵通過讚揚大禹按水的本性加以疏導入海而獲得成功的事例，表達出不論治水還是辦其他事情，都應順應客觀規律的思想；另一方麵，通過鞭撻白圭治水以鄰為壑的不義之舉，旗幟鮮明地指出這種損人利己的不義行為，不但與“王道”相去甚遠，更是仁人所深惡痛絕的。
從大禹治水和白圭談治水這兩個故事來看，白圭隻為自己著想，不為別人著想，這種“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錯誤思想，是難免要害人害己的。大禹治水把洪水引入大海，雖然費工費力，但這樣做既消除了本國人民的災害，又消除了鄰國人民的災害。這種推己及人的精神，為儒家所欽佩和效法。
戰國時，梁國與楚國交界，兩國在邊境上各設界亭，亭卒們也都在各自的地界裏種了西瓜。梁亭的亭卒勤勞，鋤草澆水，瓜秧長勢極好，而楚亭的亭卒懶惰，對瓜事很少過問，瓜秧又瘦又弱，與對麵瓜田的長勢簡直不能相比。但是，楚人卻死要麵子，在一個無月之夜，他們偷跑過去把梁亭的瓜秧全給扯斷了。
梁亭的人第二天發現後，氣憤難平，報告縣令宋就，說我們也過去把他們的瓜秧扯斷好了。
宋就聽了以後，對梁亭的人說：“楚亭的人這樣做當然是很卑鄙的，可是，我們明明不願他們扯斷我們的瓜秧，那麼為什麼再反過去扯斷人家的瓜秧?別人不對，我們再跟著學，那就太狹隘了。你們聽我的話，從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給他們的瓜秧澆水，讓他們的瓜秧長得好，而且，你們這樣做，一定不可以讓他們知道。”
梁亭的人聽了宋就的話後覺得有道理，於是就照辦了。楚亭的人發現自己的瓜秧長勢一天好似一天，仔細觀察，發現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澆過了，而且是梁亭的人在黑夜裏悄悄為他們澆的。楚國的邊縣縣令聽到亭卒們的報告後，感到非常慚愧又非常敬佩，於是把這事報告給了楚王。
楚王聽說後，也感於梁國人修睦邊鄰的誠心，特備重禮送梁王，既以示自責，也以示酬謝，結果這一對敵國就成了友鄰。
宋就這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寬大胸懷不但使梁、楚兩國盡釋前嫌，成為了友鄰，更教育了兩國的人民。
一個人隻要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能得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種良好的局麵。不過，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儒家“恕”道的核心。“恕”的原則是平凡的人也完全可以知曉，可以實行的。但是，世界上的人很多存有私心，他們隻曉得有自己而不曉得有別人，因而他們所施加給別人的事情很多是不恰當的，這樣距離中庸之道自然也就遠了。
“恕”的原則具體落實到人際關係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諸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的各種關係，首先要做到自己所應該做到的事情，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旁注】
衛靈公 （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93年），姬姓，名元，春秋時期衛國第二十八代國君。擅長識人，知人善任，也正是他用他提拔的3個大臣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的合作，才使衛國的國家機器運行正常。但衛靈公多猜忌，且脾氣暴躁。
塗山氏 塗氏發源於滁河流域。相傳大禹在治水之際，認識了一位塗山氏族的女子，這位女子深深地愛上了禹，禹忙於治水，在巡視南方時，塗山女就令她的侍女到塗山之南守候禹，並唱了一首自己所寫的歌，全歌僅一句歌詞：“候人兮猗。”據說這就是我國的第一首女聲獨唱，也是第一首南方民歌。
白圭 戰國時期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譽。在魏惠王屬下為大臣，善於修築堤壩，興修水利。白圭提出了農業經濟循環說，認為農業的一個周期為12年。他亦認為經商要按時機，就像孫子吳起用兵、商鞅行法。一說，水利專家白圭和貿易致富的白圭是兩人。
相邦 即相國。戰國時期稱為“相邦”，漢高祖劉邦即位，為避諱改為相國，之後，相國官職正式任命一般是篡位的權臣。後代對擔任宰相的官員，也敬稱相國。明清對於內閣大學士也雅稱相國。後來慢慢地變成隻有“丞相”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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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批駁白圭“以鄰為壑”做法，這裏透露了這樣一些信息：首先，戰國時期治水技術已從簡單地以疏水為主進化到以築堤束水為主，攔河築壩和修建堤防已成為人們與洪水鬥爭的主要手段。據史料記載，白圭就是當時以善築堤防著稱的水利專家。第二，有了堤防，防洪更加主動了。第三，當時河道治理已普遍存在著上下遊、左右岸的利害關係。由於諸侯林立，各不相統，從自身利益出發，“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現象普遍存在。因此，春秋時諸侯國之間的盟約中明確禁止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
據《孟子·告子下》記載，公元前651年，各諸侯國在葵丘之會訂立的盟約中，有一條規定是“無曲防”，即禁止修建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堤防。這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諸侯國之間國際條約中關於水利的條文。
寬柔以教，前程無限
《中庸》十三章這樣講：如果能做到忠和恕，那麼相距中庸之道也就不遠了。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法治，他對大臣們反複強調：“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人都要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
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尊嚴，嚴禁搞特權，使當時的社會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執法時唐太宗要求嚴格以法律為準繩，鐵麵無私，但是在量刑的時候，唐太宗總是反複思考，慎之又慎。他總是對大臣們說：“人死不能複生，執法應當寬大簡約。”
633年的臘月，京城百姓忙忙碌碌準備過年，唐太宗忽然想到了監獄裏的囚犯們。恰好這時，一縷和煦的陽光照在唐太宗的黃袍上，唐太宗看得出了神，他想，陽光照在我這皇帝身上，也會照在所有人身上，即使是囚犯，也總有享受陽光的權力吧。於是，決意去監獄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