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衡財政6
1949年8月15日，在上海財經會議的總結中，陳雲明確提出：
實行內部貿易自由。事實上，凡禁止糧食自由貿易的地方，農民的糧食就不能賣到高的價錢。而城市因糧食貴，工業產品成本提高，引起工業品價格上漲，使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擴大。這對農民是有利還是有害呢？完全是有害無利。對大城市有利還是有害呢？幾百萬靠薪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來不了，當然是有害的。可見，這種封鎖，無論對農民，對城市的勞動人民，還是對國家經濟建設，都是有害的。
在陳雲的領導下，上海與周圍各地區打破區域之間的封鎖，農民的糧食可以在這些地區之間自由貿易，實行內部貿易自由，使經濟十分活躍。
這樣，農民的糧食能夠賣到最高價，城市裏的糧價也降低了，工業生產的成本和工業產品的價格也隨之下降，抑製通貨膨脹就有了基本的經濟條件。毛澤東指出與工商業合作
1949年12月30日，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年的年底，毛澤東致電陳雲，詢問：
上海工商業家是否確有這樣大的困難，政府是否已允許貸款及貸給多少，資本家叫得那樣凶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有借此抵製公債的意圖。
原來，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穩定物價的過程中，政府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如1950年春節前後的“四路進兵”，即收稅、收公債款，發放工人工資而且不準關廠，公營企業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
原來設想資產階級可能會抵擋一陣，沒想到他們很快即敗下陣來。
由於政府采取的許多措施用力過猛，“刹車”過急，到1950年春夏之交，社會經濟一時出現了“後仰”現象。
銀根緊縮之後，全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市場開始蕭條、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部分私營工商戶關門、歇業等問題。
私營工商業的困難，使資本家與人民政府之間產生了敵對情緒，上海稅務局長報告：補稅、增稅的款子收不上來，資本家賴賬的、哭窮的都有。
在當時，上海的大企業家劉鴻生，直接致信向上海市長陳毅訴苦，他說：公債買了十幾億，現還要納稅、補稅、發工資，存貨賣不動，資金沒法周轉，幹脆把全部企業交給國家算了，辦不下去了。
資本家躺倒不幹了，工人的生活也為此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這種狀況，就進一步激化了一些社會矛盾，失望和不滿的情緒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貧民中迅速蔓延。由於不斷有廠店倒閉，資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圍，有的資本家就煽動：“我的錢都交稅買公債給政府拿去了，你們找政府去要好了。”
有的店關門停業，門外寫道：“關店大拍賣，為了交公債。”
有的職工拿不到工資就分廠分店，甚至發生了搶糕餅鋪的事件。
從這些現象說明，對資本家不鬥不行，鬥過了頭也不行，私營工商業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有很大的關係，把他們搞垮並不難，但這樣一來必然會對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此，對於私營工商業的這種“休克”狀態不能置之不理，必須采取“人工呼吸”的方法，使其“複活”。
1949年底，上海的資本家也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向毛澤東“訴苦”。
為了了解上海方麵的真實情況，毛澤東向在財經戰線上工作的陳雲詢問情況。
1950年1月1日，陳雲收到電報後，立即複電毛澤東，對上海的情況進行了解釋。
陳雲的電報說：
上海市委12月3日電稱，許多大、中廠負債多，難維持，要求貸款，否則，有大批倒閉之險。這在當時也是確實的。
與此同時，1950年初，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先後6次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映上海工商業麵臨的困難。
工商界叫苦的麵也越來越大，毛澤東深感問題嚴重，必須予以解決。
1950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
“不看僧麵看佛麵，”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