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前一個《槐蔭樹》，樓後一尊《炮烙柱》，
樓上塑著《春秋配》，頭上戴著《無影簪》，
身上穿著《梅降褻》，手裏拿著《和氏璧》。
下八本：男女均稱《忠義俠》，擇日舉辦《龍鳳配》，
男贈女一幅《日月圖》，女送男一幅《富貴圖》，
二人絕非《狐狸緣》，同跨一匹《火焰駒》，
出了《寧武關》奔向《黃鶴樓》。
既然是給關公唱的戲，那自然少不了關公戲了。山西人給關公唱戲，其扮相有很多講究，按戲劇的臉譜規定，給關帝塗紅臉，表示他忠心赤膽，參天大義。在紅臉上畫臥蠶眉表示忠厚威嚴；描丹鳳眼表現他智勇秀媚；掛五縷須代表關公成熟老練。還要在臉上描畫七個小黑點，一種說法是關帝曾打過鐵，火星濺到臉上燒了七個傷疤。另一種說法是關帝是天上的星宿火德星轉世，臉上自帶北鬥星圖案。在衣著上也講究要戴夫子盔，所謂夫子盔是他帶的頭盔和一般的帥盔不同，是專門為他設計的黃絨球，綠盔頭，還有特大的後兜，兩邊垂有黃絲穗和白腰帶，看上去英俊威風。因為關帝是武聖，與文聖孔子齊名，這頭盔就稱夫子盔。兵器也是特製的青龍偃月刀，馬鞭也是大紅色，當然是象征赤兔馬了。如果是文戲，還要備一本《春秋》。有趣的是關公戲演出的那些具體講究。誰要演關帝，登場前十日就要單室靜處，吃齋沐浴，不吸煙，不喝酒，也不能有房事。化好妝，正襟危坐，不得同他人言談，上場後關帝要儒雅穩重，微閉雙眼，山西各地供奉的關公像僅餘虛目。千萬不要輕易睜眼，因為關帝睜眼就要殺人。而演員要表演的虛目還不能真虛而無神，要蓄神聚氣，含威不露。關帝走動是龍行虎步，穩健凝重。更有趣的是，別人上場要自報姓名，而關帝卻自稱為關某，別人稱他為關公、君侯，就連他的對手敵人也稱他為關公，這種叫法似乎違背了曆史的真實性，但因為關羽在清代被尊為關帝，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為了尊崇就連唱戲時都會打破常情。還有一個趣聞，據說關帝臨出場時，戲班拉場人員還要在鬼門道燒一張黃表，保佑演出成功。有一回運城蒲劇團少燒了一張黃表，關帝武打正激烈時，青龍偃月刀一掄，後把柄竟然飛出去數丈，差一點傷了觀眾，嚇得戲班慌忙停戲，燒表後重演這出戲，才順利演完。
古都北京是中國傳統戲劇發展的聖地。在曆史上任何一種地方戲劇隻有躋身北京的舞台，才能為世人重視。正因為如此，北京的戲院就成為各種地方戲班爭奇鬥豔，一展風采的地方。清初北京隻有四種戲曲，是昆劇、弋陽腔、柳子腔和梆子腔。梆子腔又稱秦腔，或山陝梆子，其發源於山西南部及陝西，並由陝西商人最早傳入唱紅而得名。梆子戲在清初進入北京時，盛極一時的戲劇並不為當地士大夫所欣賞，他們認為秦腔劇情低俗不雅，唱腔高亢激昂，過於吵鬧，是屬於下裏巴人的劇種。清乾隆年間曾嚴禁上演梆子戲，但到清中後期梆子戲在北京極為興盛，不僅寓居京城的山陝商人愛看，不少達官貴人也成為梆子戲的捧場者。其中重要原因是山西票商的支持與推動，在家鄉百姓酷愛戲劇的氛圍中，山西票商不僅在年關節日演戲酬神，就是在號事順利發展時也要演戲祝賀，如蔚豐厚分號經理宋聚奎為總號收回疲賬十幾萬兩，全號上下歡欣鼓舞，戲劇是濃縮世間百態的舞台東家特意清了戲班以戲獻神。梆子戲光緒年間在北京盛極一時，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山西票商的推動，一般商人受儒家文化熏陶較淺，易受地方戲曲的吸引感染。在生意順利的時候，商人收入就比較豐厚，有經濟能力時常光顧茶館戲園，長期的欣賞和觀察自然培養出敏銳的鑒賞眼力。又由於商人構成捧場觀眾的主體，台上藝人也必須照顧到商人的欣賞口味。因此梆子戲進入北京，捧場欣賞的人中山西商人就成為眾所推重的“權威評論家”，梆子戲逐漸被官僚顯貴們所喜歡。
北京是山西票商雲集的地方，票號上下班製度使票號的職員難得與家人團聚，為了慰藉這些離鄉遊子的思鄉情懷，財東門把自己承辦的戲班開進京師，當時有歌謠稱讚說：
道光鹹豐坐龍廷，
蒲州梆子又時興。
前麵掛起“一盞燈”，
後麵跟來“三盞燈”，
“一股風”吹滅了“三盞燈”，
“滿天星”正眨眼，
不防忽閃出“月亮生”。
“月亮生”來微光明，
“雲遮月”一來罩天空。
緊跟著就是“天明亮”，大睜兩眼進了京。
民謠中所提到的“一股風”“三盞燈”等，大都是晉商戲班的名角。票號的事業正處在日益發展時期，有錢的商人們的捧場使梆子戲得到快速發展。“‘三盞燈’進了京，買賣人發了瘋；前晌裏辭地方（向老板請假），後晌去看《梵王宮》。”戲劇包含著人生的喜怒哀樂這首民謠生動地描述了在北京的晉商酷愛家鄉戲劇的情景。“三盞燈”原名王來來，山西永濟縣人，他自幼學藝，刻苦用功，再加上有過人的天賦，學的一身精湛的技藝。進入京城演出時受到當地晉商近乎狂熱的喜愛，店鋪夥計紛紛向老板請假擁擠到戲院觀看“三盞燈”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