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達摩以前的中國禪學(1 / 3)

緒論達摩以前的中國禪學

中國禪宗之興起,雖在達摩自印度來中國以後,然從佛教經典的翻譯與曆代祖師大德的實踐修禪來看,達摩沒來以前,中國已經有了禪學的濫觴,對後來禪宗的影響很大,所以首先將翻譯禪學經典和重視禪觀修煉之祖師大德的史實,略加介紹,說明菩提達摩以前,中國確有禪學流行,亦有禪觀修煉之實踐。

一、安世高與禪經

安世高為中國佛教初期之印度西北波斯地方(今伊朗)之安息國王子。於東漢建和二年(148)至洛陽,從事佛經翻譯工作,至靈帝建寧三年(170)共二十餘年間,據《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譯經約34部40卷(一說35部41卷)。所譯之經,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主要傳播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之毗曇學和禪定理論,為我國早期佛學的流布奠定了基礎,是將禪觀帶入中國之第一人。

安世高學說的核心是“禪數”,其中包括禪與數兩個方麵。“數”即“數法”,是指阿毗達摩的事數。“禪”又稱“禪定”或“禪觀”,安世高所傳播的禪學,是依禪師僧伽羅剎的傳承,用四念住貫穿五門(即五停心)的修習法門。他所譯之禪經,據《出三藏記集》中列有:《安般守意經》一卷、《大道地經》二卷、《大十二門經》一卷、《大安般守意經》一卷、《思惟經》(或《思惟略要法》)一卷、《禪行法相經》一卷,合5部8卷。此外,《大唐內典錄》卷一加列有:《修心道地經》(出《支敏度錄製序》及《寶唱錄別錄》),一雲《順道行經》六卷,《禪經》(初見《別錄》)二卷、《禪思滿足經》、《禪秘要經》、《數息事經》、《阿練若子禪法經》、《禪定方便次第法經》、《四百三昧經》、《安般經》、《五門經要用法》。次則《開元釋教錄》卷一尚有《禪法經》一卷(見《長房錄》)之名。安世高所譯眾多禪經,現存於《大藏經》中的有:《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二卷、《禪行法想經》一卷、《道地經》一卷,三經中以《大安般守意經》對修習禪觀特別重要,康僧會、道安等均為此經作了注解和疏釋。

二、支婁迦讖敷演大乘禪教

支婁迦讖,月支(亦作月氏,古部族名。秦漢之際遊牧於敦煌、祁連間,後為匈奴擊敗,於漢文帝初年西遷至今伊犁河上遊,又進占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稱為大月氏。公元1~2世紀,大月氏建立的貴霜王國成為西起鹹海,東至蔥嶺的東亞大國)人,在安世高來中國的同時,亦來洛陽,於靈帝光和、中平(178—188)間,傳譯佛經,譯出了《般若道行品經》、《般若三昧經》、《阿闍世王經》、《雜譬喻經》、《無量清淨平等經》、《首楞嚴經》、《兜沙經》、《寶積經》等20餘部,現存12部,開始敷演深義,是中國大乘禪教的開端。《道行經》即《放光般若》,所講空理為禪教掃蕩門中的要旨,對於以後佛教的發展產生的影響最大,因為般若思想的緣起性空說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基礎。同時,《道行經》采用智慧論證信仰的做法,正好適合了漢末開始產生的玄學思潮之口味,而當時思想界流行的“無名為天地始”一類說法,促進魏晉時代玄學清談之風,又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論的準備。因此,大乘般若學說與道教和玄學思想互為表裏,互相配合,很快在社會上傳播開來。《般若三昧經》是以西方阿彌陀佛為對象之重要經典,為我國佛教史上初期彌陀信仰。慧遠大師在廬山東林寺念佛結社,就是依《般若三昧經》修淨土觀行。《首楞嚴經》的初譯,則帶動4—5世紀間中國佛教之大乘化,對後來禪宗的影響很深。《兜沙經》為《華嚴經·名號品》的異譯。為《華嚴經》傳入中國之始,後來禪宗門下亦多引用。他譯的《首楞嚴經》在梁代已成缺本,而《兜沙經》一卷則現存於《大藏經》。

三、支謙與禪學

支謙,字恭明,公元3世紀末大月氏人。他的祖父法度,於漢靈帝時。率領該國數百人來歸漢,拜為率善中郎將,寄居河南。支謙生於中國,受學於支亮,支亮受學於支婁迦讖,當時人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他博覽經籍,廣智多能,世間技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曉六國語言。獻帝末年(226),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東吳,孫權拜為博士,以輔太子孫亮。

支謙感歎佛教雖已流傳,而經典翻譯未盡其美。於是廣收眾經舊本,譯為漢言。自東吳黃武元年(222)至建興二年(253),譯出了(淨行品經》(即《華嚴經·淨行品》而無偈者)、《本業經》、《大明度經》、《首楞嚴經》、《禪秘要經》、《修行方便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等88部118卷。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經》製作《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注解了《本生死經》。《首楞嚴經》、《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經》尤為形成大乘禪教的要素,其說散見於諸禪書之中,影響很大。其《禪秘要經》四卷、《修行方便經》二卷,都重在闡說禪觀之修法。至公元252年孫亮繼位後,他遂隱遁入穹隘(隆)山,從竺法蘭淨持佛戒,潛心禪寂之實踐。公卿士大夫入山皈依者甚眾,開創了江南禪修的局麵。

四、康僧會解說禪教

沙門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古西域國名,範圍約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人,世居天竺(印度)。他的父親因經商客居於交趾(約今廣東、廣西的大部,越南的北部、中部),所以康僧會是在中國南方長大的,自小深受中華文化的滋養。在交趾期間,他從名師受業,不但通讀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而且博覽儒家群經,廣泛涉獵天文圖緯一類方技之書,並且都能把握各書要義,達到高深的造詣,文辭方麵也很擅長。其師死後,他便振錫北遊。其間曾遇安世高的弟子陳林、皮業、陳慧等,向他們請教,接受了安世高係統的小乘佛學,並協助陳慧為安世高譯出的經典作注。他於東吳赤烏十年(247)到建業(南京),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因感舍利以獻孫權。孫權為建塔寺,遂名建初寺,此為佛教傳入我國南方之嚆矢,由是江右(長江以西之地)佛法大興。康僧會於建初寺譯出《六度集經》、《雜譬喻經》以及《吳品經》五卷,以闡明般若。又譯《坐禪經》一卷,兼注《安般守意經注解》一卷。《吳品經》、《曆代三寶紀》作《小品般若經》,然在梁代已為闕本。《坐禪經》亦僅存目錄,其書不存。《安般守意經注解》是康僧會解說禪教的著作,當時習禪之人奉之為龜鑒。《出三藏記集》卷六中載有其《安般守意經序》,從中可以看出康僧會的禪學思路,他說: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以濟眾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筆者按:即數、隨、止、觀、還、淨),以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口、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蓋無滿足也。心之溢蕩,無微不浹,恍惚仿佛,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是以行寂係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筆者按:言意已十去其八。僅存數息相隨二正意),意定在隨,由此數矣(筆者按:相隨時,定意在隨,其初由於數息)。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為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端,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筆者按:三毒,貪、嗔、癡。四趣,生、老、病、死),五陰六冥(筆者按:五陰即五蘊,六冥即六塵),諸穢滅矣。昭然心明,逾日月珠(筆者按:得止心明)。淫邪汙心,猶鏡處泥,穢垢汙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筆者按:偃鏡以照天,覆鏡以臨土,皆無所見)。聰睿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摩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濁,眾垢汙心,有逾彼鏡矣。若得良師,劃刮瑩磨,薄塵微噎,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發麵理(筆者按:麵理即麵紋),無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眾者,退宴存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誌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複微察,內體汙露,森楚毛豎,猶睹濃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眾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靜,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眼所觀,無幽不睹。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剎,其中所有世尊教化,弟子誦習,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仿佛,存亡自由(筆者按:即能生死自主)。大彌大極,細貫毛厘。製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入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筆者按:即數、隨、止、觀、還、淨)之由也。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於是世尊化為二身,一曰何等,一尊主演,於斯義出矣。

由此序文中可以明了康僧會對修禪方法及其利益的重視,他在該序文中,對數、隨、止、觀、還、淨六妙法門解釋得既深且透,清楚地說明了他對禪學的重視和實踐的體會,對後世修習禪觀者的影響非常之大。

五、竺法護的譯經及其對禪學的影響

竺法護為西晉時之譯經師,祖先為月支人,故姓支。世代僑居敦煌,八歲出家,拜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按當時習俗從師姓,故又姓竺。竺法護梵名為曇摩羅剎,法護是其意譯。據稱他能日誦經萬言,過目能記。治學專精勤苦,萬裏尋師,除了努力學習佛教典籍外,博覽儒家六經,涉獵百家之言。而當時晉帝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師,而方等深經,都蘊藏於西域。竺法護慨然立下宏願,要以畢生的精力推動佛教大法的弘揚,遂隨其師遍遊西域諸國,通曉三十六國語言文字,同時收集了大量梵本佛經,滿載回國。西晉泰始二年(266),從敦煌至長安,後入洛陽及往江右,沿途傳譯,未嚐暫停,總計譯出經、論150餘部,300多卷。

六、佛圖澄及道安對禪學之影響

竺法護之後,有竺叔蘭出《首楞嚴經》及《異毗摩羅詰經),並與於闐人無羅叉共譯朱士行之梵本《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其後不久。支湣度合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竺叔蘭之四譯,校其同異,成《首楞嚴經》八卷。又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之三譯,成合《維摩詰經》五卷。此二經則為禪學之重要經典。稍後神僧佛圖澄及其徒有東方聖人之稱的道安,對禪學亦有重大之貢獻。

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一說天竺人,本姓濕。自幼出家,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進入內地以前,兩度到過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流行的罽賓(今克什米爾),據說還曾於烏萇園(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河岸,其舊地包括東北直到印度河上遊一帶之山區)就阿羅漢入道,因此,他早年接受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的學說。後來長期在敦煌停留,又受到大乘佛教般若空宗的影響。他擅長醫術、天文、曆術和幻術,又具有度脫眾生的精神。晉懷帝永嘉四年(310),佛圖澄來到洛陽,翌年漢主劉聰令其臣劉曜、石勒等攻陷洛陽,懷帝為漢兵所執。佛圖澄值茲擾亂,感於弘法不便,乃往晤石勒,大為石勒所崇重。時漢兵攻長安,湣帝出降,元帝即位,都於建康,是為東晉。大興二年,石勒據燕薊稱王,後又僭稱皇帝,號佛圖澄為大和尚。石勒死後,石虎自立,遷都於鄴,對佛圖澄愈加崇敬,衣以錦綾,乘以雕輦,據說佛圖澄所在方向,無人涕唾或便利者,可見國人上下並為崇敬。他隨機接引,常現神通,以禪施化,教度甚盛。為了傳教的需要,佛圖澄進入中國內地後,還廣泛地閱讀了佛典以外的書籍,達到了“妙解深經,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他又嚴守戒律,非戒不履,無欲無求,給信徒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因此隨侍者恒數百人,前後門徒將及萬人,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佛學巨子,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劃時代的佛學學者和僧團領袖,有東方聖人之稱的道安法師便出其門下。

釋道安,俗姓衛,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人,儒學世家,父母早喪,從小寄養在表兄孔氏家裏。七歲開始讀書,經過五年學習,粗通五經文義。十二歲出家為僧,開始了弘揚佛法而不倦努力的生涯。至鄴城(今河南安陽)中寺,師事佛圖澄。更遊學諸方,遍求經律,尋建寺塔,開講筵,徒眾數百,常宣法化。他高瞻遠識,在佛教史上是古今罕比的傑出僧團領袖,當時佛教界推之為泰山北鬥。

自漢魏至東晉,譯經很多,但傳譯的人,多未說名字,後人追尋,莫測其年代。道安乃整理漢魏至晉譯經目錄,表其時代與譯者,詮品新舊,撰為《綜理眾經目錄》一卷,世人稱為《道安錄》或者《安錄》,可惜其書已佚遺,但它的內容被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大量吸收,可以借以看出其所包括的內容。道安的這部經錄對後世的影響很大,為後來整理佛經典籍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在道安以前,漢僧對佛經的研究著述甚少,他發揮了自己博覽群書,對儒學、老莊及佛教大小乘經典都熟悉的優勢,在佛典研究上狠下工夫,成果很大。據統計,道安所著各種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序)四十八種,在這些著述中,他借助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老莊玄學語言、概念,來解釋佛教教義,特別在般若學方麵,套用玄學貴無派的本體的論證方式,建立了“本無宗”的般若學理論,是東晉十六國時期中國佛教般若學派“六家七宗”中影響最大的一派。道安以性空為宗,倡本無之說,所撰著《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諸經注解,共l 9部22卷。著作中與禪門至關重要者,則為般若之弘通與禪經之注釋。《出三藏記集》卷六有道安所作之《安般注序》、《十二門經序》,卷七有《道行經序》,卷八有《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同書五卷還有《新集安公注經及雄經誌錄》。他所著諸經注解雖然湮沒不傳,但他的般若思想,可從尚存在《安般注序》等文中窺其大概,對於當時修習禪定的人影響至深。當時實修禪法者,在《高僧傳》中有其事跡者為竺僧顯、帛僧光、竺道猷、釋慧嵬、支曇蘭等,或獨處於山穀、或安禪於石室,皆依教修禪之徒。《高僧傳·釋慧嵬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