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俠與義
俠義小說發展時期既長，作者和作品的數量也多，所包含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首先“俠”“義”並稱，提到“俠”，每每兼及“義”。
俠出現於春秋戰國時代，至漢魏隋唐時期成為遊俠曆史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重要的英雄象征。俠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兼備了“義”的品質。“義”的解釋很複雜，大抵可以理解為“合理”、“正義”。當然，何謂合理也要看不同時代、不同人物的看法。但正如上文所說，俠代表了民間普遍的價值觀，大概百姓覺得不合理的事情，如以強淩弱、巧取豪奪等，都希望有俠客來幫他們出頭。俠客講義氣、見義勇為、義薄雲天，從俠義小說出發可以了解中國文化中的道德規範。
俠客每多義行，俠和義往往相提並論，唐代李德裕《豪俠論》中更提到“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指出俠客不同於凡人，他們本節義，重信義，俠義小說中每可見俠客仗義解困，輕則救一人一家，如《水滸傳》中魯達救金氏父女；重則救一方一國，如紅線盜盒，避免了藩鎮間的一場戰爭，為和平出一份力。又如《天龍八部》中蕭峰以自刎來化解遼宋兩國的紛爭，救了千萬黎民，可謂俠之大者。
2.書與劍
陳平原曾指出，“武俠小說中的俠客以武行義，故‘無武不成俠’，這一點跟司馬遷所界定的‘遊俠’頗有距離”。唐傳奇中俠客每每武藝高超，《紅線》中紅線可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裏”，從敵人田承嗣枕邊盜走金盒而不使人知，已是行跡近仙，為後世劍仙小說提供想象空間；《聶隱娘》中聶隱娘不但武功高強，還輕捷如鳥，會飛簷走壁，可說是較早對輕功的想象。當代武俠小說更多有武學招式的排演，如“降龍十八掌”（《射雕英雄傳》）、“獨孤九劍”（《笑傲江湖》）都極盡想象之能事，使人神馳物外。
除了招式外，真正引人注意的還有劍中有書的境界。武中有文、武中有藝，才使俠義小說雅俗共賞。俠義小說中琴棋書畫、詩詞曲賦的穿插，顯示了中國的人文精神和藝術修養。俠客能詩者不知凡幾，早如荊軻“深沉好書”，易水送別時“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歌聲為刺秦添上淒美的底色；近如《倚天屠龍記》中將書法融於武學，張翠山以鐵畫銀鉤帶出“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書法與武學。梁羽生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如《萍蹤俠影錄》中的張丹楓等，也多表現亦狂亦俠的名士風度，凡此皆可見武俠世界的文化氣息。
中國的文人也往往傾慕遊俠的世界。以唐詩為例，王維《少年行》、賈島《劍客》、孟郊《遊俠行》、岑參《趙將軍歌》、盧綸《塞下曲》等，或歌頌遊俠無拘無束的生活，或歌頌俠士英雄在邊塞建功立業，都昂揚雄奇，透出浩然俠氣。其中更以詩仙李白俠氣最盛。史書上說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新唐書》），李白也自稱“十五好劍術”、“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至於“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俠客行》）直為劍客而非詩人語了。李白少慕遊俠，《行行遊且獵篇》中說“儒生不及遊俠人”。《俠客行》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也說出了俠客的特點。《紅線》、《聶隱娘》中，俠女在事成之後都拂衣遠去。當代作品中同類例子也不少。《碧血劍》中，袁承誌最後遠走苗鄉；《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等紅花會豪傑見事不可為而避走西域。《俠客行》中“白首太玄經”一句更成為金庸小說《俠客行》的關鍵，武學精髓盡在其中。
3.江湖世界
俠義小說的迷人之處還在於建構了一個特殊的世界——江湖。江湖是一個不受世間王法束縛的世界，是中國人的烏托邦。這個理想世界有它自己的秩序和規則。江湖的宗旨是匡扶正義，懲惡揚善，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俠客源於封建不平的社會，老百姓因見現實不平，王法不可寄，因而想象俠客義士仗劍江湖，解危紓困。如《水滸傳》中金翠蓮父女本來全無能力逃離鄭屠的欺壓，但魯達的出現，一下子改變了二人的命運，這在市井小民來說，可以說是理想的投射。人往往不滿於現實世界，但又無法改變，現代人或者投身網上虛擬世界，想化身遊戲中的英雄，而江湖世界則是更久遠的中國人的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