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所處的年代，他稱得上是那個時代造就出來的優秀人物中最傑出的代表。他不僅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而且能夠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他不僅具學者之名，而且以一介儒臣受命於危難之間，克平世亂，興辦洋務，創造了驚世的功業，成為封建社會士人們景仰的政治榜樣和精神楷模。
但是，與其政治家、軍事家等一係列的光輝頭銜比較起來，曾國藩在學術上、在文學上的成就也毫不遜色。錢穆先生對他的評價是：“滌生為晚清中興元勳，然其為人推敬，則不盡於勳績，而尤在其學業與文章”。說明曾國藩不隻是一個封建官吏，他的道德文章也足以讓他受到人們的敬重。而在晚清的宋詩運動中，曾國藩也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徐世昌在《晚晴簃詩彙》中稱曾國藩：“餘事為詩，承袁、趙、蔣之頹波，力矯性靈空滑之病，務為雄峻排奡，獨宗西江，積衰一振”。陳衍亦說：“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變化，以鴻溝劃唐宋，東坡且無人過問，涪翁無論矣。坡詩盛行於南宋、金、元，至有清幾於戶誦。山穀則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無誦聲。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徐世昌和陳衍都是從宋詩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曾國藩，無論是“獨宗西江，積衰一振”還是“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都認為經他倡導宋詩才為人們所重，肯定了他在影響時代詩風上的重要影響和作用。
一、宋型文化的代表
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年間，官至內閣學士，曆兼禮、吏、兵、刑、工五部侍郎。鹹豐年間，丁憂在籍時受命辦理團練，組建湘軍，對抗太平天國。平息太平天國後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後積極辦理洋務，曆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由於他在中興事業中的突出貢獻，甚至有“中興第一名臣”之稱，死後被諡“文正”。他的功業、道德、學術都在後世得到了人們的公認：
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習，尤足格眾。……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先生以儒林文學之選，起治軍旅，時當洪楊勢焰極張，幾覆清室。先生卒戡夷大難，成中興之盛。其事功之彪炳，國史載之，文家記之，蓋已詳矣。
所謂“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卒戡夷大難，成中興之盛”不免有過譽之嫌。中興畢竟不是曾國藩一個人的功業，而是中興群臣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他獲此殊譽，確實因為他在中興群臣中是極有代表性的一個。因此，我們把曾國藩作為清代宋詩學的背景出於兩方麵的考慮。一方麵是因為曾國藩確實與宋詩學有關，他提倡宋詩學，也身體力行宋詩實踐，同時他與宗奉宋詩的各個詩派也有著各種各樣的聯係；另一方麵，因為中興群臣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共同表現出了一種曆史文化類型——宋型文化的特征。而曾國藩則是同治中興群臣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同治中興的文化精神在他身上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王水照師在《宋型文化與宋代文學之研究》中指出：
宋型文化的特征是“內省而廣大”，而在宋型文化影響下的士人“從其政治心態而言，則大都富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熱情，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於經世濟時的功業建樹中，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
從同治中興的名臣們身上，我們可以再次看到這種宋型文化精神的勃發。從在朝的文臣祁寯藻、倭仁、文祥到封疆大吏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他們都具有宋代士人那種“內省”修身，“廣大”以致天下的社會責任感。他們都不乏對政治、社會、國家和民族的關注熱情，充滿了經世濟時的功業追求。
作為宋型文化的典型代表，曾國藩首先在思想上是以宋型文化的指導思想為旨歸。曾國藩堅持朱熹“理一元論”的宇宙觀，主張理在氣先，理主宰萬物。當然，這種宇宙觀的實質是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倫理秩序而服務。他認為“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在“內省”以修身方麵，他牢奉“格物窮理”“立誠居敬”等宋儒觀念，將“格物窮理”視為修身進德的方法，其目的是為了達到“內聖”。而“立誠居敬”則是實現“仁義”之途，是自我約束的道德力量。“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曾國藩一生立身行事，待己極嚴，儒家的內省功夫他更看重的是“躬自實行”。無論是早期初學階段，還是功成名就之時，他始終在道德上沒有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在他的《家書》和《日記》中隨處可見他對自己言行的反省：
餘自十月初一立誌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嚐一日間斷。
餘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奮發為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乙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愧曷已。（己巳八月）
到江寧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餘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記）
前文已述，理學複興不是簡單地恢複程朱理學，而是對程朱理學的新發展。同治中興以來的理學複興可以劃分為兩個主要派別：一個是以倭仁為首的強調修身養性的理學派；一個是以曾國藩為首的強調經世致用的理學派。倭仁一派較多地繼承了理學的“內省”傳統。而曾國藩則不同，他雖然也講“立誠主敬”和“義理經濟”，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他認為：“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硬化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正因為如此，曾國藩一生能夠對自身嚴格要求，兢兢業業於立身修學，從無一絲一毫之鬆懈放任，他的自律成為封建士人們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