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詩人以沈曾植、袁昶為代表，後繼者金蓉鏡與沈有師弟之誼，但在強調“以學問為詩”的浙派中，金蓉鏡的學問根基想作為沈曾植的“替人”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他隻是詩學觀念受沈曾植影響，在理論和創作上都未能真正對沈曾植有所突破。袁昶稍年長於沈曾植，兩人在詩歌與學術上甚相得，陳衍稱：“乙庵博極群書，熟遼、金、元史學與輿地，與順德李侍郞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若不屑措意者”。在宋詩的接受上，兩人都受黃庭堅影響，以僻典僻字的方式將黃庭堅開辟的僻澀之詩發展到了極致，特別是大量的使用佛學僻典，使其對宋詩的接受表現出一種異化色彩。道鹹宋詩派諸人也有以佛語入詩的例子，如祁寯藻的《詩舲慈仁寺雙鬆圖為偷兒卷去以詩見示次韻戲答》中提到“雲自無心月自閑，畫禪詩境偶相關”，說的隻是畫與詩的意境吻合；《僧寮假寐》：“菩提亦無樹，花蒂於何寄？無鉤安用脫，無蒂奚必墜。無睡亦無醒，無思乃無事”，亦隻是借慧能的偈語作了發揮，並無多少新意。何紹基的“將軍百戰功成後，寶相先裝萬佛樓”則是信手拈來之語，並非精研佛學。事實上道鹹宋詩派對佛學是頗有微詞的，何紹基在《普賢西向》中曾道：“菩薩亦可憐，斂盡玉毫光，灰槁木然悲憫向西方。不敢回頭一東顧，萬年枯坐看夕陽。”直接表明了其對佛學的懷疑。鄭珍亦不信佛，他說自己是“眼迷不認一切佛，興熱欲返巢經廬”。莫友芝也極少以佛語入詩。因此，道鹹宋詩派對佛學是自覺疏遠的，現實的重重困難使他們對佛學的價值產生懷疑，他們更看重的具有經世作用的儒學。
沈曾植和袁昶在細節上又有所不同，沈曾植將佛學視做一種學問，能夠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沈曾植為黃濬詩集題詞曰：“有所悟者，能入；有所證者，能出。歐蘇悟入從韓，證出者，不在韓，亦不背韓也，如此而後有宋詩。作者清才窅思，悟處極多，此後皆證分矣。發菩提心，行菩薩行，字字華嚴法界來，豈不快哉”。所謂的“悟入”“悟出”“不在韓，亦不背韓”都隻是借佛學強調了方法學，借佛學術語來表達詩學思想。而袁昶在詩中大量使用佛教術語、概念，很多時候是作為一種思想信仰出現，反映了其儒學觀念中間有佛學思想。
一、沈曾植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庚辰（1880）進士，官刑部主事。曆任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護理巡撫等職。沈曾植為近代著名的學者詩人，熟諳經、史、子、集、音韻、訓詁、元史、佛、道、醫、律等，對西北輿地尤有獨到見解。胡先驌在《海日樓詩跋》中道：“先生之學，海涵地負，近世罕匹。詩詞藉以抒情，固其餘事”。沈曾植著述宏富，有《蒙古源流箋證》《海日樓劄叢》《海日樓題跋》等，早年耽於學術，為詩較少，且不加意存留，故遺佚很多。現存《海日樓詩集》著錄從光緒庚辰開始，《清史稿》有傳。
論及沈曾植詩，陳衍以為“雅尚險奧，聱牙鉤棘中，時複清言見骨，訴真宰、蕩精靈”。王蘧常說其“詩學實深，夙喜張文昌、玉溪生、山穀內外集，而不輕詆前後七子。中歲以後，治之漸力，泛濫百家，以上溯漢魏，雅尚險澀，於聱牙詰屈中，時複清言見骨，又或踔厲風發，意外驚絕”。樊增祥則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稱其詩：“蓋得景文之雅而去其綺，得雙井之奧而去其晦，得學易之淡則去其率，得後山之樸而去其僿。自浣花以來，別辟一天地”。沈曾植詩學功夫深厚，在創作中表現出對多種詩風的繼承。其對宋詩的接受和定位，取決於其接受宋詩的美學視角。
（一）宋型文化基礎上宋詩學
傅樂成先生認為宋代思想合流是宋型文化產生的基礎。他說：“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沈曾植作為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佛學家，他根據宋代理學的發展軌跡，將儒、道、佛同樣地視做學問之途，認為“近世禪學不振，蓋由不讀儒書之過”；又說“日本佛法，在亞東為最後衰者，由其兼習儒教而然”。所以，沈曾植所欣賞的是充滿文化深度，融儒、釋、道於一體而又有內涵的“老境美”，“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種人世滄桑的淒涼和強歌無歡的沉鬱，它源於當時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這種美就是宋詩在其特定的文化環境下的產物，在沈曾植看來，宋詩的這種美主要表現為厚重的曆史文化關懷、綿密細致的思理和峭拔沉鬱的風格。
因此，沈曾植將這種宋型文化下的宋詩學視做正軌，同時也不斷地闡述著宋詩的這種美學觀念。他在《雪橋詩話序》中說：
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誌。稱其詩以論其事，稽其謀，度其心慮，人倫之紀，春秋之事，不在茲乎？
沈曾植的詩論不是建立在單純的文學之上，而是將其納入文化體係之中，通過詩歌在文化體係中的作用，表明詩歌是與“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同樣不可或缺的事物，“人論之紀，春秋之事”則強調了詩歌教化意義及其反映時代精神的功能。進而表明分析認識詩歌必須將其置於相應的文化環境中。在《張文達公退思軒詩集序》則說：
詩之言誌而以會意言之，亦得兼象於時……毛詩小序三百，而不言時十之二，皆期所賅廣博，不可以一事訓詁者也。可以一事訓詁者，則莫不指其時而序說之，誠知夫誌與時之相摩相蕩以為詩也。
能夠考證時代的詩歌，是“誌與時之相摩相蕩”的產物，自然也是誌與時的反映。而不能考證時代的詩歌，則應該涵蓋廣博，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比較而言，宋型文化下的詩學，同樣是曆史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同樣是“一代之大業”。因此對於各有所擅的藝術作品不能持偏頗的態度。
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經大曆、貞元、元和，而唐之為唐也，六藝九流，遂成滿一代之大業。燕、許宗經典重，實開梁、獨孤、韓、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晉、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韓、孟，實承其緒……貞元、元和之再盛。不過成就開、天未竟之業。自後經晚唐以及宋初，並可謂元和緒胤。至元祐而後複睹開、天之盛，詩與書其最顯者已。
“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強調要探本溯源，而“經大曆、貞元、元和，而唐之為唐也，六藝九流，遂成滿一代之大業”，說明“開元”起到了開啟下一代的作用。後代所取得的成就要麼是“成就開、天未竟之業”，要麼就是“複睹開、天之盛”。但是，沈曾植這樣的論述，並非將前代作為不可超越的曆史高度，而是把後代所取得的成就與前代放在並駕齊驅的位置。因此，在沈曾植認可的文化體係下，宋詩與唐詩具有同等的價值，它們之間沒有高下之分。
（二）“詩史”說與“因詩見道”
宋代的詩史在表達上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以詩記史；二是詩中的史家筆法。在內容上重點突出的是杜甫那種“致君堯舜”的愛國憂民精神。沈曾植在這裏卻用了“以大喻小”的方法，他將一種放大了的精神還原為具體可見的方法學。沈曾植指出詩史具有考證詩人生平、還原曆史麵貌的作用，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