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詩美學的體認是贛派接受宋詩的前提條件。與閩派宗宋而偏向唐詩不同，贛派對宋詩的接受有自己的審美取向，偏重於以人力巧奪天工的江西詩派，反熟反俗，重造句煉字，推崇奧澀生新又思深理厚的詩歌風格。
一、江西地域文化的積澱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地理位置關係密切，地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的曆史文化氛圍對人的文化心理、知識構成和成長方向都有著一定的指示作用。江西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春秋時，江西分屬吳、楚、越三國轄區，即有“楚尾吳頭”之稱。漢朝江西始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行政區——豫章郡，經濟文化都在這個時候有了較大的發展。雷次宗在《豫章記》描述當時的豫章是“地方千裏，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味於八方……資給於四境”。東晉時江西地區是東晉和南朝的重要糧食基地。唐宋時則稱為“江南西道”和“江南西路”。元明二朝，江西經濟發展高度繁榮，元代江西行省的糧食供應居全國前茅，明代則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麵取得突出的發展，景德鎮、南昌、九江、吉安都是頗有聲譽的城鎮。直到晚清鴉片戰爭以後，水上交通和近代鐵路的發展，使江西不再是溝通內地和嶺南的交通樞紐，其經濟地位才衰落下來。
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史上，江西也有著重要的地位。宋元時期是江西文化的鼎盛時期。思想史上有以李覯、王安石為代表經世致用學派，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心學”派，他們都對中國的社會思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在文學史上，江西最早的文學家是東晉的陶淵明，其一生的活動幾乎都在江西境內，是田園詩風的開創者。唐代江西文人逐漸上升，全唐詩收江西作家僅次於浙江，可見其盛。宋代著名作家占籍江西的有晏殊父子、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楊萬裏等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元代詩人四大家中虞集、楊載、揭奚斯三人都是江西人。直至明代，江西整體文化水平在全國尚居前列，科舉中江西一地幾乎占據半壁江山，當時就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右”的民諺。
僅從江西的詩學發展來看，宋代的江西詩人從唐詩之外為詩學開辟了新的境地，江西詩派的影響遂遍及全國，並對當地的詩學詩風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即使在元明兩朝的宗唐抑宋的大環境下，還能保留部分江西詩派之風。元代江西詩人劉壎、吳澄等對江西詩派和宋詩都持維護態度。“當時東南地區宗唐抑宋之風頗盛，而如方回者猶堅守宋江西派的門戶，劉壎則折中於其間。”吳澄在評詩時將唐宋並舉：“古體詩上逼晉魏，近體亦占唐宋高品”。元代中後期一直到明代初年，江西詩人才漸漸地融入了揚唐抑宋的大潮流中。但明初江西詩人黃容卻仍能尊江西詩風，他以黃庭堅的後人自居說：“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賅，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道光年間，以黃爵滋為首的江西詩人郭羽可、陳偕燦、徐湘潭、艾至堂等人在內外交困的國家民族危機中，反思詩壇流弊，以漢魏唐宋詩為宗法，開始轉變詩學方向，推重杜甫、韓愈，學古而創新，反對學無根柢的詩風。黃爵滋說：“顧念生平所學，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諸大家，靡不略涉藩籬，雖未嚐有所專長，要亦不乖於體，不亂於氣，不悖於理，不詭於法。”成為晚清同光體贛派宗宋的先聲。
晚清以來，整理鄉邦文獻和對鄉邦文化的重視是一體的。詩人們承本地昔賢、今賢之詩的情況甚為普遍。魏元曠這樣描述道：“吾江誌於詩者，近皆以陳散原為宗，遠則後山、山穀，依門傍戶，借主人以自重。山穀固守不易，後山猶為易得其仿佛。若散原特工於換字，避熟，晚近詩人大率循此蹊徑”。陳三立的弟子嚐表示：“餘嚐疑先生遇同鄉能詩者，每以西江之幟為言，似不無門戶地域之見者。”可以想見，陳三立也是以江西先賢之詩法引導後學，從而形成了贛派相近相似的詩學風氣。
二、江西詩法的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