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派代表詩人以陳三立為首領，其繼承者則分為兩支：其一接陳三立餘緒，以山穀、後山為師法對象，以生新奇警、造境雄渾為特色，主要有胡朝梁、華焯、王浩等人；另一支則以夏敬觀為代表，在江西詩法上偏向於梅堯臣，斟酌唐宋，以“唐意入宋格”，並有漸趨重唐之勢。
一、陳三立
陳三立（1853-1937），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官吏部主事。光緒二十一年（1895），父寶箴任湖南巡撫，遂隨父入湘，創辦新政，提倡新學。是年，上海開強學會，亦列名其中。戊戌政變後，父子同被革職。退居南昌西山侍父。父歿後，往來於南京與西山之間。辛亥後以遺老居，後移居北平。民國二十六年（1937），日軍侵占北平，絕食而亡。著有《散原精舍詩文集》。
陳三立詩作在近代詩壇盛名卓著，論者以為“不獨為近代第一名手，即魏晉盛唐，亦少匹敵”。“濃深俊微，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匹”。陳三立以詩學名望主盟詩壇，施蟄存《北山樓詩序》曰：“散原以江西宗匠主壇坫，末生後學咻之嚾之，不可一世”。吳宗慈對陳三立有一個全麵的概括：“先生一生為學，綜貫百家，著述弘富，既竺於舊，亦諳於新。其為文章，沈博閎麗，出入範書，如驂輿靳。文之緒餘，演而為詩，融以至性，繹以至情，故能曹劌心目，掐擢胃腎，而自成一家言”。陳三立工詩但不像陳衍那樣以論詩著稱，其論詩語散見於其詩文集及為他人文集所作題識，從中可略見其宋詩觀。
（一）儒學文化史觀下的詩學
黃庭堅是以儒家的思想為核心構建自己的詩學體係，所以他會選取杜甫這樣一位“乾坤一腐儒”作為江西詩派的詩“祖”，從而在人格精神上傾向於儒家的精英分子。而處於近代環境中的陳三立，雖然在精神傳統上還秉承了傳統文化的衣缽，但是，前所未有的變局下，文化精神在個人心靈中的動態意向發生了轉變，它不再是一種精神上的消遣或者是個人尋求的精神支柱，而成為傳統文化與家國傳統結合後產生的新功用。所以，陳三立雖然以儒家的文化史觀來審視作為曆史文化組成的宋詩，真正的宋詩在內化後的種種變相並非陳三立一心向往的詩學精神。因此，對於宋詩的把握，陳三立與黃庭堅並不能真正做到莫逆於心，他們可以說是在共同的精神骨幹下向著不同的方向作出了發展。
陳三立信奉儒家文化，對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能有所兼收。雖然他曾說過“三立意鄉陽明、王氏，微不滿朱子”，但還是很快解釋說“然自揣當不至為叛道之人”。但是他卻終生服膺曾國藩的事功型理學思想，在《船山師友錄敘》中對儒學的發展演變總結道：
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歿，道術散壞。戰國之際，縱橫怪迂之變，益紛然淆亂，莫可統一。漢興表章六藝，儒生朋興，掇拾大誼。越千年而有宋巨儒出，益究其說，道寖彰顯矣。然後頗複瞀亂，寖失其真。元明以降，代承其弊。國家肇基，黃氏、顧氏之倫，廼倡言複古，綜覽百氏，廓絕流冘，厥風大醇。然其所明，典章、文獻、創作、道法之跡而矣，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統，未暇明也。
在陳三立看來，宋儒對儒家學說的改造之功甚偉，而其後逐代以降，清初顧炎武、黃宗羲二人以實學發展儒學，卻還隻是停留在典章製度上。因此，他推崇王夫之的儒學思想，稱道“抗其卓犖之心，上契聖典，旁包百氏，蒙者發之，滯者通之，天人之蘊，教化之紀，次第昭列”，並認為這是先秦以來儒學發展的最高境界，他指出：“自孟、荀、朱子以來，道述之備，於斯為盛”。陳三立二十多歲隨父入湘，正是曾國藩以中興名臣之身份主盟壇坫之際，湖湘重功用的儒學思想與陽明心學“知行合一”思想融合一起，使陳三立更注重實行，渴望著有切實的濟世之用。從這個角度出發來看詩學，黃庭堅的“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的看法與他心有神會，實學的思想也使他對文人之大言頗不屑，甚至連好友兼姻親範當世詩文中的功業之言也遭他嘲笑：“（範伯子）益慕泰西之說，憤平生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餘嚐誦梅聖俞‘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謔之”。他認為“天之生夫人也，蘊其誌焉，又植其才焉，誌盛則多感，才盛則多營，多感多營必蘄有以自達，古之人皆然”。有感而發要“蘊其誌焉”，同時要求以儒家思想節製過激的情感，如果隻是個人的“憤悱之情、噍殺之音，亦頗時時呈露而不複自遏”，即便“詩既工矣”，“吾不敢謂梁子已能平其心一比於純德”。詩要“忠信篤敬，抱道而居”，有儒家的關懷，要“誌極於天壤，誼關於國故”，這才是詩歌的應有之義。他認為：
自周漢以來，積數千餘歲之詩人，固應風尚有推移，門戶有同異……然嚐以謂凡讬命於文字，其中必有不死之處。
而這不死之處，即是儒家文化之精神。在這種精神指導下，他與黃庭堅一樣，反對“怒鄰罵座”式的詩歌，稱讚“元道州、白太傅所為詩，切摯溫淑，探綜性本，有德人儒吏之風”。對元稹、白居易詩在有用於時的前提下，能夠做到“切摯溫淑”，有“德人儒吏之風”深表讚賞。對陳曾壽的“誌深而味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餘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沉鬱而淡遠，溫邃而自掩其跡，嚐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次之元好問。仁先格異而意味差相比，所謂誌深而味隱者耶？”
（二）山穀家法的發揚
陳三立論詩以江西詩派為根基，但並不鄙薄唐詩，他認為“唐之詩人稱極盛，開來繼往，卓犖自名，殆不可勝數”。但是在詩學的技法上，他則對江西一脈更感興趣，從陶淵明到黃庭堅，特別是對於黃庭堅在詩學上技巧、原則、方法諸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等都有所借鑒。陳三立有詩曰：“吾生恨晚生千歲，不與蘇黃數子遊”。表明其對蘇黃的景仰之情。
黃庭堅強調的是熟參古人作品以提高自身詩學素養，看重的是學古而能自立，對此陳三立的表達則是：
應存己。吾摹乎唐，則為唐囿；吾仿夫宋，則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奧，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籬，而不失其已。
要求“詩中有我”是近代宋詩派鄭珍、何紹基等人的一個主要詩學主張。“詩中有我”與“人與文一”一樣，都是將作品和人品結合在一起來考慮，強調作家的人品對於作品的好壞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陳三立的儒學修養使他對這一觀點很容易產生認同感。他認為人品與詩品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隻有品格高尚之人，才會將“一國之事”作為“一人之本”，其作品無論是平淡自然，還是沉鬱悲壯，都能表現出其卓爾不群的特點來。同時，也隻有品格高尚的人，才不會虛偽，作品才能“風格遒上而情韻不匱”，真實地反映出作者的品格和誌趣。
另外，宋代江西詩派之所以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黃庭堅創造出了一套學詩的程序和詩歌的具體做法，度人金針，以至於後嗣不絕。陳三立對於詩法的體會與江西派頗有淵源。他在《滄江詩集序》中談學詩之法曰：
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廢者，必各有其精神氣體，以與後人相接。後之人亦各因其才與性之所近，從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而窮其變，然後可即於成。沾沾然畫一境以自封，以為合於此則可，違於此則否，問學之道，不若是之隘也。夫違其才與性，以揣摩剿襲為能，雖學於古人，猶將病焉，而遂謂古人不可學，豈理也哉？
指點後學在學習前人時，首先要從內在“精神氣體”著眼，然後據個人性之所近，細心揣摩，潛心體會，推源溯流，“究其同而窮其變”。《潛溪詩眼》載：“山穀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故學者要先以識為主，如禪家所謂正法眼者，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黃庭堅對學者的指導方法與陳三立如出一轍，首先強調的都是對前人詩歌精神的掌握，有了這種“識”才能進一步探本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