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三立曾論黃庭堅曰：“世人愛憎說西江，類區門戶迷白黑。咀含玉溪蛻杜甫，可憐孤吟吐向壁。……一家句法絕思議，疑憑鬼神對以臆。”他對山穀詩“句法”之不可思議、出人意料傾心不已。至於煉字煉意，陳三立雖然也曾提到句法、字法，但還沒有將其置於多麼重要的地位。如“末流作者沿宗派，最忌人言我亦雲。樹立還期成一字，聲譽安用列三君……”又如：“昔賢句法高天下，遺響都非眾所雲。徒掇毛皮應笑我，能雕肝腎一逢君……”這些都是反對人雲亦雲而已，也可看做山穀“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注腳。但其他人卻將陳三立這方麵的方法誇大了。如陳衍提到陳三立“惡俗惡熟”時，顯然隻是將重點放在了“奇字”的生僻上，認為他“造句煉字之法，異常新警，多為前人所未道過”。劉成禺甚至說陳三立有“換字秘本”：“陳散老作詩，有換字秘本，新詩作成，必取秘本中相等相似之字，擇其合格最新穎者，評量而出之”。陳三立詩句法警拔，而用字亦往往出人意料。但陳衍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為散原體者，有一捷徑，所謂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鳥不言紫燕黃鶯，而曰烏鴉鴟梟；言獸切忌虎豹熊羆，並馬牛亦說不得，隻好請教犬豕耳”。此說未免過分。陳三立有詩人氣質和學人根柢，卻不願以詩人自居，此類枝節小事他當不會如此著意。他從江西詩派接受的煉字、煉意、煉句等方法，其重心在風格的奇警峭拔，而不是僅僅為了追求字麵生新。黃庭堅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學江西派者，往往忽略其強調平淡自然、反對有意為詩的做法。黃庭堅對陶淵明的推崇亦出於此，他說：“寧律不協，而不使句弱；寧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庚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在黃庭堅看來，庾信與陶淵明一個是有意為之，一個是“不煩繩削而自合”，二者之間的高下之分當一目了然。陳三立論詩也本於此，認為好詩是經過反複錘煉達卻又不顯雕琢痕跡，看上去自然天成。隻是陳三立與黃庭堅一樣，雖推崇陶潛的自然天成，杜甫的千錘百煉而不顯痕跡，但其創作與理想的詩論還存在著較大的距離。
雖然宗奉山穀家法，但陳三立並不認為一定要恪守黃庭堅一家之法，而應擴大了詩學門徑，“詩必宗江西，靖節、廬陵、誠齋、白石皆可學，不必專下涪翁拜也。”在他看來隻要詩歌“風格遒上，而情韻不匱，文根柢槃深，樸茂安雅、曲達意理而不失矩”，就必然可以傳之於後。
二、胡朝梁
胡朝梁（1879-1921），字子方，一字梓方，號詩廬，江西鉛山人。肄業於震旦、複旦。初學海軍，後折節讀書，精英文，曾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兼江寧提學使署閱卷官。民國後，曆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事、西北籌邊使署秘書。好詩文，喜苦吟，詩學陳三立，宗法黃庭堅，兼宗陳師道、梅堯臣。著有《詩廬詩存》《詩廬詩鈔》等。
從胡朝梁的人生經曆看，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清政府一天天日趨衰敗，同治中興帶來的希望已被現實的困境打破。與同光體派的首領不同的是，中興的文化精神幾乎沒有對他產生什麼影響。胡朝梁詩集現存詩歌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距離清朝政府的滅亡隻有三年時間。這時同光體派已經占據顯赫地位，“光宣詩壇，首稱陳鄭”，同光體本身成為後學者們的師法對象，後學者們間接學宋的情況下，詩學觀念基本與同光體派領袖們沒有多大差別。但胡朝梁憑著對詩學的執著，以“行吟坐哦百不省”的態度從事創作，在同光體後學中可謂對宋詩有自己獨得之趣。
胡朝梁師從陳三立學詩，出入江西派。但論者對其宗法對象卻頗多歧解。李瑞清認為其詩“衝淡傲兀，自足西江法嗣，而性情真摯在東野、後山之間”。章士釗隻說“詩廬詩似孟東野”。錢仲聯先生則認為胡朝梁詩“學山穀七律，兀傲多拗調。五古學後山者，刻摯不易及也”。胡朝梁的創作來說，諸家之說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創作可以間接反映胡朝梁的宋詩觀，最主要在於他對宋詩及宋詩人的看法。
胡朝梁苦吟為詩的方式與陳師道很相似，雖然這種表麵化的東西並不能說明二者詩學上的淵源，但兩人確實在詩學精神上有相通之處。黃庭堅有《贈陳師道詩》以見其作詩之苦吟：“陳侯學詩如學道，又似秋蟲噫寒草。日晏腸鳴俛眉，得意古人便忘老。君不見向來河伯負兩河，觀海乃知身一蠡。旅床爭席方歸去，秋水黏天不自多。春風吹園動花鳥，霜月入戶寒皎皎。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貧無置錐人所憐，窮到無錐不屬天。呻吟成聲可管弦，能與不能安足言。”指出陳師道“學詩如學道”，以敬重之心對待文字，虔誠地創作詩歌。而胡朝梁寫詩時的狀態完全可以和陳師道媲美：“夕哦廢夕飱，朝吟失朝眠。攪腸出俶佹，皺麵驚老孱。親故戒勿爾，謂何太苦煎。我殊不知苦，如蟲鳴其天。”汪辟疆說胡朝梁是“生平以詩為性命”，胡朝梁全力為詩那種精神確實體現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追求。
陳師道曾師事黃庭堅為師，劉克莊指出過黃庭堅對陳師道的影響：“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黃庭堅的人品、學問、詩學取向都令陳師道深感欽佩，“仆於詩初無詩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而黃庭堅詩歌疏離現實的詩學精神也為胡朝梁所接受，“詩事所關於細道，譬之蟲鳴聊自娛。”陳師道並非對黃庭堅的詩學觀點亦步亦趨，他公開反對“以文為詩”：“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陳師道表麵上看似對韓“以文為詩”表示了不滿，實際上他卻更熱衷於以古文筆法寫詩，使句子生奇新警。胡朝梁沒有表明支持“以文為詩”，但看他的詩作：“吾師散原先生者，古之隱君子非與。桃源豈非世間有，庾信新成江上君。中有歌聲出金石，誰言作江殊漁樵。老懷定愛園蔬味，風雨時時一荷除。”其中“吾師散原先生者，古之隱君子非與”，直接用散文語言和句法入詩，行筆之間完全是文章的章法和結構。
在唐宋詩的比較上，胡朝梁能較公正地指出二者的特點：
大抵去古愈遠，氣息愈薄，風騷古豔，漢詩拙樸，魏晉古健而已露新警，六朝遂靡靡不振矣。有唐一代別具麵目，浮響益多。宋矯以意理，行以氣勢，而音節鮮能入古。明清之詩學，漢魏六朝者，專襲字麵矜藻麗，列有神理。學唐者多遊滑之調，學宋者多常相非相用，而實無一當也。
胡朝梁論詩有“厚古薄今”的傾向，他通過對詩歌發展史的回顧，批評了“去古愈遠，氣息愈薄”的現象，肯定唐詩有開辟詩歌新境界之功，但對唐以來的近體詩不滿，以為“浮響益多”。同時肯定宋詩的“意理”和“氣勢”有新變的意義，“而音節鮮能入古”則再次說明“去古愈遠，氣息愈薄”。
另外，胡朝梁對陳師道詩歌的“瘦硬”之美深有會心，深賞“勁骨野蒼”“意境淡幽”之作。而這既是社會環境的影響，也是胡朝梁心境的反映。在《帝召評餘詩訖手寫十五首以去謂將廣為傳播用長句為謝》中他說道：“已拚槁項填溝壑，空有窮愁托文辭。行吟坐哦百不省，但覺瘦語於吾宜。杜雄韓奇豈不好，恨力不足以振之。”盡管他對杜韓之詩的雄奇之處表示讚成，但認為自己性之所近不在此，而“瘦語於吾宜”才是他的詩學追求。
三、夏敬觀
夏敬觀，字劍丞，號吷庵，江西新建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官江蘇提學使，兼任複旦公學、中國公學監督。辛亥革命後曾任商務印書館撰述、浙江教育廳廳長。晚年寓居上海。著有《忍古樓詩》《吷庵詞》《春秋繁露考異》等。
夏敬觀與陳衍一樣，是同光體派中創作與理論兼善者，論詩著作有《吷庵隱語》《學山詩話》《八代詩評》《唐詩評》《忍古樓詩話》等多種，另外夏敬觀還著有陳與義、梅堯臣、元好問、楊誠齋、孟郊等人的詩歌選注。在倡導“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同光體詩人中，沈曾植之外，夏敬觀是學人色彩較濃的一位。光緒二十九（1903）年，他入南昌經訓書院，師從著名的經學專家皮錫瑞治經學，“劍丞為皮鹿門高足，今之學人，於詩猶刻意鍛煉，不肯作一猶人語”。曾深入鑽研過佛學、繪畫，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在夏敬觀身上，體現出了傳統文人所具有的、全麵的文化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