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號蒼虯、耐寂、複誌、焦庵，湖北蘄水人。光緒二十九年丁酉（1903）選拔貢，光緒二十八年（1902）鄉試中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會試取進士，任刑部主事。次年，應經濟特科試列高等。湖廣總督張之洞曾聘其為幕僚，襄讚新政。後由學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廣東監察禦史等。辛亥革命後，隱於杭州小南湖，以遺老自居。1917年張勳複辟曾出任學部侍郎，晚年曾任偽滿洲國近侍處長。著有《蒼虯閣詩》《舊月簃詞》。
一
陳曾壽生於光緒四年（1878），出身湖北蘄水名門望族，曾祖陳沆為嘉道間著名詩人。陳曾壽所作詩精嚴華美，淒婉雄摯。陳衍在《陳仁先詩序》中談論其詩時說：“獨肆力為淒婉雄挈之詩。始為漢魏六朝，筆力瘦遠，餘慮其矜嚴而可言者寡，意有未足。別去三四年，相見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無以識其為仁先之詩。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詩中自道所祈向者，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即者也”。說明陳曾壽早年師法漢魏六朝，後兼取“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而風格大變。陳祖壬《蒼虯閣詩序》則指出陳曾壽詩另有淵源，他說：“侍郎之詩，出入玉溪、冬郎、荊公、山穀、後山諸家，以上窺陶杜，誌深味隱，怨而不怒，海內讀者鹹能言之”。認為陳曾壽學詩對象不僅在宋代的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身上，而且還出入於李商隱、韓偓兩位晚唐詩人。
在同光體派標榜“詩不分唐宋”，強調同光體派是“不專宗盛唐”的情況下，上溯的詩家乃中唐的李杜。陳曾壽的詩學中卻將李商隱、韓偓兩位晚唐詩人與宋代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並提，表現出了與同光體派閩、浙、贛三支不同的審美取向。在陳曾壽身上已經看不到同治中興以來詩人們對國家的希望和熱情，光緒中期，中興氣象已消失殆盡，各種潛伏的危機漸漸明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清政府的衰敗之象益顯。時變與詩歌風氣相通，在這樣的環境下，詩人敏感的心靈已然無法上溯盛唐，故隻好曲徑通幽，從宋人輾轉而上溯晚唐。
然而陳曾壽與近代西昆派學李商隱著眼點還是有所不同，他不僅學習李商隱、韓偓的為詩之道，更重要的是，二人的人品氣節也讓陳曾壽感到敬佩。李商隱、韓偓身處亂世而空懷抱國之心的境遇讓他同情，堅持節操不隨流俗的氣節更讓他欽佩。結合自身所處時代，韓李二人詩歌表麵的哀感頑豔與內在的沉鬱淒涼，都讓陳曾壽有異代知音之感。他說“詩中尤物成雙絕，惟有冬郎及玉溪。癖愛神交相感激，故應往往亦悽悽。”李商隱一生糾纏於牛李黨爭中，宦海沉浮而不遂其誌，那種欲言又止、沉鬱綿密的表達方式反映了其內心的苦悶和無奈。韓偓大半生的時間徘徊科場，四十八歲始進士及第，昭宗拜為左拾遺，遷翰林院承旨。此時唐王朝已岌岌可危，藩鎮專橫跋扈，宦官專權弄事。韓偓因極力維護唐王朝而被貶，唐王朝滅亡後，他在福建過了數十年的遺民生活。後朱全忠、王審知等人屢次召征，他卻始終不忘唐室，拒不應召。宋代王安石對李商隱的喜愛亦出自其表現出的憂國傷時之情和身世浮沉之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寬夫詩話》曰：“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明末遺民王夫之則引韓偓以為同調：“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有之，其韓偓乎”？紀昀也給了韓偓較高的評價：“偓為學士時，內預密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寧之流亞，實為唐末完人”。韓偓詩集存有《香奩集》和《韓翰林集》。《香奩集》雖多香豔之作，但紀昀還是認為“其詩雖局於風氣，深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言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由陳曾壽在辛亥後的遺民選擇，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李韓二人的詩風和詩思有著心靈上的交感。“把卷微吟隻斷腸，一生同病隻冬郎。分明坐久槎逢鬥，不待歸來海已桑。無限幽情隨暮雨，幾多清淚濕紅芳。顛連莫為唐昭惜，正有隨身孤鳳凰。”將韓偓引為自己同病相憐的知己，表達了在相似國勢下的無限幽婉之情。他甚至由韓偓之詩而推及晚唐詩風“為愛冬郎絕妙詞，平生不薄晚唐詩。一枝一影燈前看，正是秋花秋露時”。陳三立曾說：“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沉鬱而澹遠，溫邃自掩其跡。嚐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元好問次之”。陳曾壽將韓偓上升到與陶淵明一樣的高度，這在詩歌史上是極少見的。他對韓偓詩的看法也不隨流俗，並未將《香奩集》的香豔之作視為韓偓的代表風格，如《慣聽》：……蹇習逡巡聊半數，冬郎慘戚為深恩。愁聞消息如雲幻，蒼狗難期變滅痕。他所看到的是韓偓以忠貞誠摯之心報效君王的恩義，縱然世事幻雲蒼狗，韓偓也始終不改其節。甚至將友人詩歌與韓偓相比，給以褒讚：“早歲名高有悔詞，中年懷抱太淒淒。酒酣小杜淩雲氣，春去冬郎絕代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