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陳曾壽於詩最初並不重宋，陳衍稱其詩學變化道：
陳仁先為太初先生曾孫，詩學自有淵源。初相見於兩湖書院梁節庵山長座上。弱冠璧人，飲酒溫克，喜就餘言詩。出其所作，則皆抗希《騷》《選》，唐以下若無足留意者。……別去不相見者又數年。丁未餘入都，君已中甲科，官刑部，調學部。聞餘至，約遊棗花寺觀牡丹。稍談詩，知常與周少樸、左笏卿兩侍禦倡和，所祈向乃在昌黎、義山、荊公、山穀，大異昔日宗旨。
陳曾壽在宋代詩人中最重黃庭堅，他明確表示自己的詩歌是學黃而來。“學詩作黃語，學道執黃戒。”並認為黃庭堅詩歌天下無雙，即“人間第一一峰畫，天下無雙雙井詩”。然而若論對陳曾壽影響之大，接受程度之深，黃庭堅是比不上李商隱的。據《石遺室詩話》：
仁先又雲：覺庵一日問“李黃孰勝？”答以黃殆未如李也。李謂義山，黃謂山穀。
李義山與黃山穀的詩歌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時事的態度，黃庭堅與李商隱的共同之處在於偏重於個人內心的持守，用典故這種富含曆史文化內涵的表達方式，使詩歌具有更深厚的意味。但黃庭堅處於北宋中期，李商隱處於唐代末期，一個是隱藏著衰落的勢態，一個是眼見得江河日下。宋代士人的政治熱情在黃庭堅身上突然衰退，而李商隱則始終是無奈地麵對殘敗局麵。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論晚唐體曰：“唐之晚年，詩人無複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樸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共雕琢。故時人稱樸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而晚唐詩的“極雕琢”與江西詩派“煉字”“煉意”有類似之處。陳曾壽雖然不像中興士人們那樣對國家複盛充滿希望，但他不乏同光體派共有的那種文化責任感和政治熱情，曾有的同治中興，使他們渴望通過政治途徑實現文化複興，通過文化複興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黃庭堅對政治的疏遠和冷淡是由來已久的，而且鮮明地表現在詩歌創作中，這一點很難和陳曾壽產生共鳴。相反，倒是以被黃庭堅認為“好罵”的蘇軾反倒獲得了陳曾壽更高的評價。陳曾壽從以下幾個方麵對蘇軾詩風作出肯定：
（一）說理而不“腐”氣。
陳曾壽認為：
讀蘇詩有悟以極邊際之語，達極圓滿之理乃妙，否則如程、邵之作，不免腐氣，且正麵說理，亦不能圓滿。
也就是說“以理為詩”本身沒有錯，但像二程和邵雍那樣對倫理道德的強調超過自然之理，詩歌隻是用來“載道”的工具，那就“不免腐氣”了。他主張說理要用“極邊際之語”，使人不能覺察為上。四庫館臣論《擊壤集》曰：“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為本一，以修詞為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二程和邵雍把詩當做說理之工具，即“儒語衍為《擊壤集》”。以詩來論天理、人理，而完全沒有了詩的情韻意味，是不值得效法的。蘇軾在《上曾丞相書》中說過：“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並反對近時士人“學理空性，以追世好”。蘇軾主張融理於自然之物，而能出之以變化，可感知但非直言。陳曾壽所認可的宋詩之理正是蘇軾那種“悟以極邊際之語，達極圓滿之理”。所謂“極邊際”即強調所用之“語”與所表達之“理”要有間離效果，因為“正麵說理，亦不能圓滿”，必須要以“間離”的邊際語來達“圓滿之理”。陳曾壽曾指點趙樸初詩歌道：“學佛以解脫為貴，作詩以不解脫、極粘滯為貴”，並解釋說：“寫詩不要過分把禪的意念帶進去”。“不解脫、極粘滯”強調了詩與“理”之間的聯係，而“不要過分把禪的意念帶進去”還是反對在詩與“禪的意念”之間以直露的方式貫通二者。總之，陳曾壽欣賞的宋詩的理趣，反對不離“理”語的“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