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尚“自然”
陳曾壽詩論東坡之處頗多，如“千秋幾丙子，絕代一東坡”。“坡老去今幾何世，耿耿清光在天地……遠謫韓蘇同一致，達者或窮窮乃達。此中得失難淺議，惟公解事人勝天。晚歲和陶入聖諦，當歌對酒萬端空，領取當前真實意。”“絕代一東坡”與“天下無雙雙井詩”可見對蘇黃二人的詩學地位的認可。陳曾壽還通過評價東坡詩的成就，表達了自己的詩學觀：
坡詩絕千古，最勝屬過嶺。皮膚剝落盡，意外出妙境。厄塞極生前，肸蠁乃彌永。當時歲在寅，儋州方遠屏。甲子十五周，逢辰薦果茗。今昔較異同，身世殊寬窘。劉侯妙語言，蘊藉若深幸。古人處憂患，如玉試火猛。攜手葛與陶，心光何炯炯。居屯不得力，我輩可歎憫。長腰米撐腸，闊領衣蓋癭。細和淵明詩，差勝持十忍。
蘇軾貶謫嶺南後，最有代表性的創作理論當屬《答謝民師推官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所論雖是在講文章，其實也是他的文學觀。所謂“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與陳曾壽所言“皮膚剝落盡，意外出妙境”，都是在追求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之境。蘇軾在過嶺後曾遍和陶詩，並提出陶詩具有“質而實綺，臒而實腴”的特質。蘇軾的和陶詩並非對陶淵明亦步亦趨的模仿，而是“自謂不甚愧淵明”的創造，借陶之詩以宣自己之情，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卻又出之以平淡自然。陳曾壽極欣賞蘇詩的此種境界，稱其為“細和淵明詩，差勝持十忍。”
在陳曾壽身上也體現出論詩與創作的不一致，所以對於陳曾壽的詩歌風格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陳衍認為是“以韓黃之筆力，寫陶杜之心焉耳”。鄭孝胥支持陳衍說法：“哀樂過人，加以刻意，陶杜哀樂，時複過人，韓黃則刻意矣”。但胡先驌卻另有其說：“侍郎之詩出入玉谿、冬郎、荊公、山穀、後山諸家、以上窺陶杜，誌深味隱，怨而不怒”。陳曾壽之詩作的確是熔鑄唐宋、參眾家而成，眾評論雖然各看到其一麵，但亦是有理有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