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篇”收錄李師關於儒、釋、道家、墨家、名家的有關論文14篇。首先收錄的2篇是關於儒學的文章。其中《象數探源》一文發表於《梅堂述儒》編校之後，而《孟子性善學說的闡述》則發表於新中國成立之前，正可謂李師最早、最晚之作，大有終始首尾之意。“哲學篇”另外收錄的12篇文章，圍繞老莊、墨家、名家以及佛教展開論述，而尤以對道家、名家、佛教的研究為要。李師未刊稿《〈墨子?大取篇〉簡校》一文也應收入本篇之中，惜未見其文。李師用思想史之辯證法辨析老莊哲學，指陳其成就與不足，站在曆史的新高度，深入細微，尤得老莊學說之趣。他對先秦老、莊、名、墨諸家思想的研究又明顯受到了本校前輩學者伍非百先生的影響，這從他對伍先生生平學術的了解可以覘得一斑，更從其論述多就名家思想出發來立論闡釋可以感知，而其以名學論莊學，得二者學術之聯係與嬗變，尤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其於墨學及惠施、公孫龍學的論辯，也在前輩名學研究基礎上，疏釋疑難，辨其訛誤，揭發深入，多有所獲，而後來居上，引人注目。李師對佛教有著精深的研究。他分析學界關於中國佛教教派的論述與分歧，梳理三論宗由學派進而為教派的曆史事實，得出三論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開宗的教派。他梳理中國佛教史上從南北朝至隋唐的諸家判教之說，得出判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的結論，同時又深明判教說的意義、評斷判教的客觀標準，以及諸家判教之優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李師是從舊中國走向新中國的一代哲人。他早年師從國學大師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諸大師，又與哲學名家牟宗三、唐君毅、張岱年、鍾肇鵬等人為師友，國學功底深厚，治學嚴謹，文史哲兼通，學有所成，為海內外學術名家，曾出任過國際中國哲學會大陸西南片區谘詢中心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四川分會顧問。他在哲學方麵除了馮友蘭先生所說的“照著說”，即揭發古聖先賢哲理大義外，還有“接著學”的部分。選入《梅堂述儒》中的《儒學與現代化的衝突和協調》、《現代新儒學所麵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以及本書所選錄的《佛教教義與環境哲學》，都是李師以儒、釋大義為依據，來分析、解決當代社會所麵臨的新問題。此外，作為長期耕耘於三尺講台的老教授，李師《儒釋道三家啟發式教學簡論》(收入《梅堂述儒》中)，也是借儒、釋、道三家教學之舊法，開新時代教學之新花。李師盡管稱不上新儒學的大家，但他卻是其中的一分子。在這方麵，他受馮氏、熊氏的影響甚大，又深受牟氏學術的鼓舞，故其文中多有馮氏之論、熊氏之學，又珍藏著細心研讀過的諸家之作。
“史學篇”收錄李師有關史學的論文8篇。李師未刊稿《陳亮的〈酌古論〉評價》一文也應收入本篇之中，惜未見其文。李師於1938年在重慶南開中學高中畢業後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就讀，先入的是曆史係，後來才轉入哲學係學習畢業。在以後的教學生涯中，李師雖主攻哲學，但始終與曆史有著緊密的聯係，而最後戰鬥的地方也是在曆史文化學院。李師《“百二”考》一文，針對《辭海》本辭條之誤，考究史料，以為“百二”確解為“得百之二”，而引申為用“百二之勢”或“百二”來指雍州這個險固地區，用“百二重關”、“百二山河”或“百二重城”來表示雍州這個險固地區的關隘、山河或城邑的具體數目。其《〈三國誌〉新衡》一文，縱論諸家舊說，以為《三國誌》著作有承認三分割據政權的客觀事實、以魏為正統、在承認三分割據政權與以魏為正統兩種思想發生衝突時尋求協調等三大思想特點，並對《三國誌》研究的現實意義作了概括總結，高屋建瓴，成為我校三國文化研究的開拓者。在他的引領下，我校三國文化研究碩果累累。《二郎神考》一文是李師對曆史上真假灌口二郎神及其曆史命運作的一個曆史性的考察，並由此揭示了民族和睦與政治團結、經濟合作，尤其是與文化交融的關係。《楊銳、劉光第在戊戌維新運動中的學術、政治地位》、《試論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劉師培政治功過的評價》三篇文章，是李師對近現代四位著名曆史人物學術、政治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川人曆仕宰輔表》、《南充地區的名勝古跡與曆史人物》兩文是李師有關地方文史的研究成果。除此兩文外，李師還曾與曆史係同仁一道，對蜀北軍政府等近現代當地發生過的史實作過調查研究，體現其研究曆史，保存、整理史料，為當今、為地方服務的強烈的史學用世思想。綜合來看李師的史學論文，他不是就史論史，而是站在哲學思想的高度來看待曆史，分析曆史，並從中得出有益於時代、有益於社會的思想。他的史學不是所謂的“史學思想史”，卻又是“史學思想史”，值得玩味，值得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