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體育隊伍的發展
●賀龍還對國家體委教育司的正副司長任思治和董念黎說：“北京體院是我國體育界的最高學府。在學術上要有我們的教授，成為世界上一個有權威的體育中心。”
●賀龍便找到北京體育學院院長鍾師統，說道：“希望你親自跟要求入黨的運動員們談談。談一次不行、再談兩次、10次、100次，直到談得他們夠黨員條件。”
●1958年9月18日，在賀龍和蔡樹藩指示道：科研人員要為迅速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增進人民的身體健康，提高體育運動水平，做出貢獻。
● 體育隊伍的發展
賀龍創建中央體育院校
1953年11月1日，師生們從一大早便忙著把先農壇體育場看台下麵的空間打掃幹淨，又搬來了床和櫃子，他們歡呼著把宿舍收起好了。然後，師生們又在一處開闊的地方搭起了席棚，教室和食堂也搭建起來了。
就在這一天，中央體育學院在北京先農壇正式開學了。鍾師統任院長，徐英超、趙斌任副院長。
學院的院址雖然是臨時性的，但師生們學習戰時的部隊作風，不畏艱難與簡陋，把學校搭建出來。
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所體育學院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當時，為了更大規模地開展體育運動，就必須盡快培養大批體育幹部與才人。
對此，賀龍深謀遠慮，他從出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一開始，就著手籌備培養體育幹部的最高學府，即中央體育學院。
為此，賀龍向老戰友習仲勳要一名院長。
習仲勳卻很抱歉地說：“我也沒有合適的人選。還是你自己找吧。”
賀龍在習仲勳那裏一無所獲。突然，他想到了戰爭年代曾在一二○師軍政幹校擔任過副校長，當時在四川擔任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的鍾師統。
於是，賀龍馬上就給正在昆明安寧溫泉養病的鍾師統發了一個急電，請他速回重慶。
鍾師統不如何事，便星夜趕到賀龍那裏。
賀龍見到他，隻見他臉曬得黑黑的，氣色很不錯，就笑眯眯地問：“身體好了嗎？能工作了嗎？”
鍾師統說：“好多了。本來就準備回來上班的。”
賀龍說道：“那好。現在，中央叫我搞體育。要搞，先得抓幹部。體委已經決定在北京辦個體育學院。你辦學校有經驗，這個院長就由你來當吧。”
鍾師統從未做過體育工作，也不大願意搞，便坦率地說：“賀總，我不熟悉體育，想去搞工業。”
“嗯，你身體搞工業受不了。搞體育倒還合適。”
“我不懂體育，怕幹不了啊！”
“哈哈……”賀龍大笑起來。“你是不是看不上這個院長？你可不能小看這個院長，當個院長可是了不起的！我們赫赫有名的劉伯承將軍不就當了軍事學院的院長嗎！”
鍾師統忙解釋道：“賀總，那倒不是的。主要是因為我不懂體育，怕幹不好。”
“沒有什麼幹不了的！我還不是跟你一樣不懂，也當起體委主任來了。”賀龍笑著說道。
鍾師統考慮了一下，又說：“賀總，我看還是由您親自擔任院長，我們去做些具體工作。過去辦‘賀龍中學’，不就是這麼做的嗎。”
“那不必了。那是戰爭年代的需要。現在情況不同了。你放手大膽幹去吧。需要幾個幫手，你就提出來，我給你調。”
鍾師統被賀龍的信任感動了，於是他決心挑起體育學院這個重擔，並提出了趙斌、李樹平、鄧乙真等人，一起參加體育工作。
趙斌曾在一二〇師教導隊工作過，曾是“戰鬥”排球隊的隊員。賀龍對此非常熟悉，還知道他擔任了中國人民誌願軍某坦克團團長。
1953年，當趙斌回國參加國慶觀禮時，賀龍便派秘書把他接到了住地。
這時，西南軍區的同誌正在向賀龍彙報工作。賀龍便握了握趙斌的手，抱歉地說：“對不起，你稍坐，我和他們談完就來。”
趙斌坐在會客室，心情極為不平靜。一位高級將領派車把一個小小的團長接到住處，這叫他怎麼能夠心情平靜呢？
賀龍走過來後，說道：“他們談完了，該咱們談談了。”
賀龍剛坐下，秘書報告：“賀總，中央通知您馬上去開會。”
賀龍無可奈何地笑了笑，說：“你看，又是不巧。我沒有時間跟你具體談了。現在要辦體育學院，你別回朝鮮了，來跟鍾師統一塊兒搞吧！”
趙斌感到十分意外，但由於是賀老總親自出馬，盛情難卻，於是他沒有猶豫，便脫下誌願軍軍服，和鍾師統一起去籌建體育學院了。
後來，他曾對人說：
我當時的確是不大願意來的。但賀老總太有感染力了，讓人不能不來。
1956年，中央體育學院遷至北郊圓明園廢墟北麵的新校舍，更名北京體育學院。
賀龍從校址的選擇、校舍的藍圖的審定，到辦校方針、學製安排，課題設置，以至學生的生活，無一不親自過問。
1959年10月4日，賀龍在第一屆全運會代表團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體育是門科學，體育學院應該擔負起這個任務，要在戰術、技術、解剖和體育理論等方麵搞出一套東西來，為加速提高運動技術水平和訓練工作服務。
賀龍還對國家體委教育司的正副司長任思治和董念黎說：
北京體院是我國體育界的最高學府。在學術上要有我們的教授，成為世界上一個有權威的體育中心。
按照賀龍的規劃，體育院校要“培養高質量的體育專業人才，還要出運動健將。”
並且，賀龍還指出：
體育院校，一種是長期的，培養師資；一種辦短期輪訓班，包括幹部、教練員、運動員。
賀龍還對各級體委指示道：
要大辦業餘體育學校，采取大中小結合的辦法，大量訓練幹部和技術人才，才能保證群眾體育運動日益增長的需要。
據此，國家體委和有關行政區、省體委相配合，將南昌大學體育科與華中高等師範學校體育係合並，在南昌成立了中南體育學院。
以西北師範學院體育係為基礎，在西安成立了西北體育學院和東北體育學院。
以成都體育專科學校與貴陽師範學院體育科合並，在成都成立了西南體育學院。
再加上1952年11月成立的華東體育學院，到1954年，在全國就建立了6所體育學院。
這幾所體育學院到1954年，培養了4075名畢業生，3621名訓練幹部，組織了4440名體育教師前來進修。
1959年，即北京體院建院6周年之際，教師已由開辦時的14名增到336名。
在校學生也由建院時的51人，發展到2644人，其中1003人已經達到運動健將的標準。
他們在6年中，為國家輸送了2500多名體育幹部，約等於原北京師範大學體育係1919至1948年畢業生總數的5倍多。
1960年後，全國30所體育院校縮編為10所。這樣，北京體育學院的任務也就相應的加重了。因此，賀龍對體育院校的要求就更加嚴格，期望也就更高。
1964年，賀龍和軍委領導人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時，賀龍就找到董念黎，向他施加“壓力”，說道：
郭興福教學法出來了。上海體育學院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報告就很好。我已經讓體委轉發給各地了，也讓《體育報》摘登一下。
你們這麼多人，有這麼多教授，都要超過郭興福。這事交給你辦，一定要辦好。出不了成績，我就找你！
於是，郭興福教學法也就應運而生了。
1965年，賀龍先後兩次向鍾師統和董念黎提出了高標準。這一標準的提出，是為了促進北京體育學院多出成績，成為全國體育院校的榜樣。
2月20日上午，這是第一次提出的高標準，賀龍陪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參觀北京體育學院之後，單獨對鍾師統等人說：
現在全國全黨全軍都在學毛選，學解放軍，學大慶。
我看，對你們來說，就是把教學搞好。但是，不學習，也搞不好教學。
有的人喊忙，說沒有時間看報。我每天有十五、六萬字的東西要看，看不過來，就讓秘書摘要點。不看，哪能行！毛主席說，不學習，就要完蛋。
全國10所體育學院，北京體育學院是中央的重點學校之一，但是你們沒有成為樣板。不成為樣板，人家向你們學習什麼嘛……。
9月27日，是第二次提出標準。
賀龍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接見了參加體育學院院長會議和體育報記者會議的全體人員之後，向董念黎問道：“你管體育學院工作幾年了？”
董念黎答：“9年。”
賀龍說道：
管了9年，沒有搞出樣板怎麼行；要在北京體院進行調查研究，做出報告，寫出文章，限你半年拿出調查報告，先發給各體育學院看，大家認為可以，我才打收條。
賀龍又對鍾師統說：
北京體育學院辦了10多年了，明年能不能成為樣板？1966年8月要搞出樣板來！抓緊一些，努努力。這麼多的體育學院，沒有樣板不行。你們旁邊是清華，清華是樣板，要向他們學習。
然後，賀龍又轉而對在座的所有同誌說：
對黨的事業，不能客客氣氣。我們說話不客氣。你們回去也不要客氣。
1965年，北京體育學院舉行校慶，這次校慶是以召開學術論文報告會的形式舉行的。
黃中、李夢華陪同賀龍聆聽了師生們的學術報告，賀龍對這所學院的成績是非常滿意的，也曾自豪地向外國來賓介紹它的建築規模、設施和教學成績。
最後，賀龍同全院師生員工合影留念。
在1966年以前，北京體育學院培養的畢業生，已遍布中國各地，成為體育教學、運動訓練、體育科學研究和管理的一支中堅力量。
其中，有不少人已成為教授、研究員；還有數10人獲得了博士、副博士學位，還有被選拔到省、自治區、直轄市體委和體育學院擔任領導職務。
可以說，北京體育學院和全國其他體育學院，沒有辜負賀龍的期望。
而賀龍要建立中國的最高體育學府，培養中國的體育教授的願望，也如償所願，得到了現實。
體育科學研究所成立
1958年9月18日，在賀龍和蔡樹藩的指導下，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正式掛出了牌子。賀龍對研究所寄予了厚望，指示道：
科研人員要為迅速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增進人民的身體健康，提高體育運動水平，做出貢獻。
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是由趙斌兼任的。
研究所是以北京體育學院研究生部和1955年選派出國學習歸來的研究生和大學生為基本力量，組建而成的。
其實，早在1955年中國科學院為獎勵科學研究成果，曾兩次向體委係統征集優秀的體育科學研究成果。
但當時除了中央體育學院於1954年剛剛建立研究部外，全國尚無一個專門的體育科研機構。
因此，國家體委竟然拿不出一項成果來。
由於這種情況，1956年3月，賀龍和國家體委便提出一項指示：
由中央體育學院召集了中國第一次體育科學論文討論會。
同時，6所體育學院製定了231項研究課題。
之後，1958年，國家體委報經賀龍批準，由趙斌和閻宗坡等帶領體育科學考察團到蘇聯取經。
他們歸國後彙報時，賀龍極為認真地逐項詢問，並一再叮囑：
學習蘇聯，一定要根據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確定科研課題、設備和人員編製，不能生搬硬套。
1962年，賀龍又提出：
釘鞋、乒乓球權等都值得研究，這和部隊戰士手中的武器一樣，需要不斷研究和改進。
據此，科研所連續試製了4批68種木板、15種膠皮、7種海綿的樣品，通過近200人次的試用，搜集數據，進行科學分析，找到了適合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使用的乒乓球拍的類型和規格。
在試製的過程中，所用的海綿、膠皮都達到了日本有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則達到當時美國威爾遜牌的水平。
1964年，第一屆全國體育科學報告會在北京召開。賀龍非常高興地出席了這次盛會。這次大會為中國的體育科研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會上，宣讀了論文和書麵發言，共有109篇，涉及到體育教學、運動訓練、運動生理和運動醫學等方方麵麵。
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賀龍對運動醫學就給予了關注，並開始物色學有專長的人才。
他發現四川在這方麵有一定的基礎，於是賀龍在1958年，便指示成都體育學院“把體育醫院辦起來”。這樣，中國第一所體育醫院在成都體育學院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