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漢文帝宣布：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為了不使其擾害邊境，向匈奴輸送財物甚為豐。然而今匈奴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北河以南地方，威脅漢塞，捕殺吏卒，淩辱邊吏，驅趕協助防衛長城的少數民族，甚至入邊塞為盜，狂傲無道，完全背棄了雙方約定。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集結於高奴（今陝西延安），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
匈奴於是退去，發中尉材官歸衛將軍統屬，防衛長安。
辛卯日，漢文帝自甘泉至高奴，又前往太原，見代國故群臣，皆有賞賜。留遊太原十餘日。清代學者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上引錄了一首歌頌漢文帝太原之行的詩作：“臨朐馮文毅溥《題漢文帝幸代圖》雲：‘漢帝當年歌《大風》，歡留父老樂融融。誰知將相調和後，更有君王燕賞同。每飯未嚐忘巨鹿，故居猶自念新豐。旌旗十萬雲中駕，休儗登台出塞雄。’”
濟北王劉興居聽說漢文帝前往代國，準備部署攻擊匈奴的戰爭，發動反叛，發兵欲襲滎陽。漢文帝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16，率軍十萬進擊濟北王叛軍。
七月辛亥，漢文帝自太原至長安。發布詔書：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國吏民在朝廷大軍未至時先自定，及以軍隊城邑投降的，皆赦之，複官爵。
八月，破濟北軍，俘虜濟北王。
五月，漢文帝初幸甘泉，在敵情嚴重的情況下毅然進居有直道與北邊防衛係統密切聯係的甘泉宮，表露積極抗敵的態勢。六月辛卯，漢文帝“自甘泉之高奴”。他實際上來到了防備匈奴進攻的前敵指揮中心。
司馬遷“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的記述，表明漢文帝的太原之行與北邊抗擊匈奴的軍事行動有密切的關係。於“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事後“之高奴”，自有“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的意義。
所謂“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也從另一側麵說明了“之代”與“擊胡”的密切關係。
討論漢文帝“幸太原”或者“之代”與國防的關係，自然應當通過當時代國在北邊防衛係統中的地位得以認識。代地，是高帝時代漢王朝與匈奴作戰的主戰場，又長期承擔著抗禦匈奴主力的邊防重任。劉恒立為代王，是以代地頻仍的戰事為背景的，特別是“與夷狄邊”，“數有胡寇”的形勢，形成了“難以為國”的政治困境。劉恒入主長安之後，依然會對當年的嚴峻形勢記憶猶新。
司馬遷《史記·孝文本紀》寫道：“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根據這一曆史記錄，似乎漢文帝“之代”，有以此為基地出擊匈奴的計劃。
這是確實存在的軍事方略，還是濟北王劉興居的錯誤判斷呢？
《史記》“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漢書·文帝紀》的說法是“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荀悅《漢紀·孝文皇帝紀上》則寫作“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
林幹《匈奴史》、《匈奴通史》、《匈奴曆史年表》都沒有記錄此事，《匈奴史料彙編》也未采錄相關記載。研究者或許以為漢文帝“之代，欲往擊胡”並非史實，或許以為漢文帝的計劃並未形成戰爭事實而不足重視。
不過，11年後的另一次對匈奴的戰爭準備，漢文帝的表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次“欲往擊胡”，“欲自擊匈奴”，“自擊胡”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