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劉恒因為長安發生諸呂之亂，被迎入未央宮登基，這就是漢文帝。因為代王後在沒進長安的時候就去世了，漢文帝即位幾個月後，竇姬的大兒子劉啟在劉恒諸子中年齡最大，被立為太子，竇姬也就成了皇後。呂後老太太大概怎麼也想不到，原先在身邊伺候自己的宮女，後來竟然接替自己，成了長樂宮的主人。我們不清楚竇家女子在呂後身邊工作了多少年，但是從她後來的表現看，她從女強人呂後那兒，還真的繼承了一些東西。
竇皇後有一個弟弟竇少君，曾經被人掠賣為奴，先後轉賣十多家，流落到宜陽山中燒炭。一次山體滑坡事故中，一百多個同伴都遇難，隻有他一人幸存。這位竇少君後來到長安和姐姐相認，他的兒子被封為南皮侯。看來，竇猗房大概並不是出身在富貴之家。
竇猗房後來因病失明，是真實的。她的從兄弟的兒子竇嬰在平吳楚七國之亂的時候因軍功被封為魏其侯，也是真實的。司馬遷還記載，竇太後喜歡黃帝、老子的“淡泊無為”的學說，在她的影響下，皇帝、太子和竇家的老少貴族們都不得不讀《黃帝》、《老子》書，尊崇黃老之學。她為了維護黃老之學的尊貴地位，讓轅固生去和野豬搏鬥，可見這位老太太不僅偏執，也是夠狠心的。幸虧漢景帝遞給這位儒生一件兵器，才使得他免於一死。儒學學者趙綰、王臧被漢武帝看重，進入執政集團上層，然而最後被治罪，被迫自殺，主要責任人也是太皇竇太後。竇猗房晚年成為守舊集團的領袖，在漢王朝從“無為”到“有為”的曆史轉換過程中，也是一種必然。
劉徹剛剛即位，就尊祖母竇太後為太皇太後，母親王皇後為皇太後。一個多月之後，封皇太後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
不久，漢武帝又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兩位太皇太後和皇太後的親屬都受到重用，一位擔任最高行政長官，一位擔任最高軍事長官。
竇嬰和田蚡的任命，可能還是太皇竇太後和王太後的主意，也可能是漢武帝綜合平衡兩位女性家族長的利益而作出的決定。但是也有漢武帝個人的傾向在起作用，因為我們看到，竇嬰和田蚡，都是熱心儒學的貴族。
兩個外戚家族的代表並列於最高執政集團的最高層，合作管理朝政，這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現象。
竇嬰是竇太後從兄的兒子，漢文帝時，曾經做過吳相，後來因病免職。漢景帝即位之後，任管理皇後和太子家事務的詹事。
在太皇竇太後和王太後行使政治權威的日子裏，少年漢武帝沒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漢武帝即位之後的第9個月，就頒布了要求臣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事的著名的詔書。他又親自策問以古今治道。漢武帝誠懇地表示，他希望知道“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對於“精心致思”的學者們的指教和啟示，願意“垂聽而問”。
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隻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製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他這裏所說的“更張”、“更化”，其內涵，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
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別強調“教化”的作用。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製的調整。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的境界。這是儒學政治學說提出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