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董仲舒曾經提出“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等，似乎是全麵否定變革的。然而，他一方麵認為作為政治基本原則的“道”，絕對不可以“變”。但是，另一方麵，他卻又肯定了“改製”的合理性。他甚至還曾經說：“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也就是說，在某些曆史條件下，“其道變”，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董仲舒文化體製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確定儒學獨尊的地位。他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主張“大一統”，應當成為政治文化的定式。他感歎道，現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於是當政者無法“持一統”，以致法製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相異的學術，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民知所從。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
董仲舒的意見得到漢武帝的讚許。他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
當時以“賢良”身份進入上層政治生活的讀書人，來自不同的學派，甚至有有遵循當時不受重視的法家和縱橫家之學的。丞相衛綰上奏說，“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指出“賢良”之中有研究申不害、韓非學說的，有研究蘇秦、張儀策略的，應當統統取締。這一建議得到漢武帝的認可。
漢武帝即位初，隨著竇嬰和田蚡這兩位傾向儒學的貴戚擔任丞相和太尉，傾向儒學的趙綰被任命為禦史大夫，王臧被任命為郎中令。儒學的勢力在朝廷中顯著上升。趙綰還把他的老師申公介紹到朝廷來。漢武帝會見申公，請教治亂之事。申公已經80多歲，回答道：要天下實現安定，“不至多言”，也就是不要多說話，強調隻要力行實踐就可以了。當時，漢武帝喜好文詞，聽到申公“不至多言”的意見，沒有作聲。他任命申公作太中大夫，參與討論設明堂以及巡狩、改曆、服色等事。
太皇竇太後本來就專好黃老之學，不喜歡儒術。趙綰又建議皇帝行政不必向東宮請示。太皇竇太後於是大怒。她派人私下調查趙綰和王臧違反法製的行為，轉告漢武帝，要求懲處。漢武帝不得不將趙綰和王臧下吏查辦，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也都被免職。
趙綰和王臧在獄中自殺，申公因病申請免職回鄉。
漢武帝進行的這一次權力試探，遭到了嚴重的挫敗。
宋代學者胡寅《論西漢女主之禍》說道：“漢母後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後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製度，則發其奸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說西漢女主專權，不僅是在天子年幼的情況下，天子成年之後也是同樣。竇太後喜好黃老之學，討厭儒生，儒生於是難以進入上層集團。趙綰和王臧想幫助漢武帝創立新的製度，竟調查舉報其違法行為阻礙這種變革。竇嬰，是自己兄長的兒子，討厭他的時候則除去門籍，喜歡他的時候就任用為相。
漢武帝能夠大膽地獨立地發表見解，作出決策，製定政策，督促落實，都是在太皇竇太後去世之後。
竇太後對朝政特別是對國家指導思想的影響，演出了文景時代“無為”政治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