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小廣告安個家
一座城市的文化是多元的，因為在開放的空間裏，特別是在開放的時代，必然會滋養多元的文態。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終究要根植於人民生活的土壤，這或許是我對城市文化發展的追問，也算是我對城市文化建設的精神期盼。
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題，這是因為最近家裏發生過一件事，它讓我看到了城市文化建設的缺失，也帶給了我對城市文化建設的思考。我現在住的房子已有八年時間，由於洗碗水裏的油膩，造成下水管道異物黏合而堵塞，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了，幾乎每半年都要請專業公司幫助疏通一次。前不久，廚房又出現了水不能順暢流通的問題，母親隻好把洗完水用器皿盛到洗漱間倒。晚上回到家裏，妻子在一旁嘮叨起來，其不是客觀地看待問題，而是否定水管安裝的位置。我沒有想這個問題，而是想立即解決堵塞的事，可又沒有疏通下水道公司的電話。
兒子說我悶，不是樓道上張貼有小廣告嗎？兒子的話打開了我的思路，使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向。於是，我打開房門一看，左找右找都沒找到，隻好折回頭來問兒子：“狗崽，沒有啊！”我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搞文明城市創建活動，樓道裏都清掃得一幹二淨了，因此我便跑到樓下一個五金店，通過店老板的聯係，才尋找到疏通下水道的公司，並幫助我們解決了這個特別棘手的事兒。
當時我就在想，清掃過道裏的垃圾廣告，看似解決了城市病，還給了市民一個清爽的生活環境，但也給市民生活增添了一些困惑。因為凡事都有兩麵性，如果隻從一個角度出發，或者隻從一個方麵著手，難免會出現倒洗澡水卻把孩子也給倒出去的現象。我們治理城市病是無可厚非的，但在治理城市病的過程中，還應樹立係統思維的理念，科學推進各項工作。比如清理小廣告，我們不要僅僅局限於清除上，還有放寬視野，多在用好小廣告上下工夫，在小區裏設置專門張貼小廣告的地方，從而給小廣告安個家，才能避免把孩子跟汙水一起倒出去。隻有如此，給小廣告生存提供法律保障，並給小廣告有個自己的家，才能提高我們的社會治理能力，切實滿足社區居民的生活需求。
給小廣告安個家，這是市民生活的現實需要，也是城市文化建設的客觀規律。總而言之，順規律而為，自然事半功倍。否則，逆勢而上，不僅費力不討好，甚至於會事與願違。所以，城市的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首先要做好文化建設這門功課。
把熊貓貼在城市的額麵
城市標簽的價值幾何，這是我研究城市文化以來的最大考量，因為20多年前接觸南充師院教授時，他說南師不算高大上，但南師有個胡錦矗，也就變得高端了。聽他徐徐道來，我才知道，南師僅普通院校而已，但生物係胡錦矗教授堅持數十年如一日研究大熊貓，且論著頗豐，國內首屈一指，南師因此便在國內聲名鵲起，享有相當的地位。一人一物一校，這一校全靠一人一物，因為南師貓科研究水平躋身全國前列，意味著南師生物係建設全國一流，而且還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南師的標簽。
再後來，遷居成都，帶兒子到熊貓基地參觀，更進一步了解到，熊貓不僅是中國的國寶，而且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寶貝。早在唐朝，就作為國禮走出了國門，帶來了國與國之間的友好互動。特別是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周恩來總理將來自四川的兩隻大熊貓，友好地贈送給了美國人民，也就是曆史上最著名的“熊貓外交”，從此加深了中美之間的友誼，為中國快速發展創造了曆史性的契機。自此，大熊貓成為了中國的外交禮物，也成為了中國人民的福音。比如中法、中德、中英、中印、中日在熊貓上的外交，無不展示出了熊貓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那麼，熊貓又能不能想南師一樣，成為成都城市的標簽呢？我曆經數年的思考和研究，發現熊貓仍舊具有打造城市品牌的戰略地位。換句話來講，熊貓理應成為成都城市文化的標簽。這不僅僅是從熊貓社會價值講的，更多是研究成都城市文化內涵後的結論。誰都知道，成都是一種慢節奏的國際化大都市，慢顯然是熊貓特有的個性，同時悠閑的生活態也同樣與熊貓合拍。所以說，把熊貓作為蓉城的標簽，沒有一點兒不妥的地方。
當然，按照老子的思想，無為而治是良法，意即我們要遵循客觀規律，使其按照規律自然發展。但是，我們也應發揮主觀能動性，堅持主動極作為，在規律的指引下助力發展。就說把熊貓作為城市標簽的事，我覺得城市管理者應有所作為，比如加大對熊貓的宣傳力度，營造熊貓代言城市的文化氛圍；又如研發一係列以大熊貓為主題的文化產品，從精神層麵走到物質層麵，努力實現從軟通貨到硬通貨的轉變，進而達到精神與物質的高度融合，才能保持熊貓在這座城市應有的地位。還有，最好做也最應該做的，就是從精神層麵出發，真正把熊貓塑造為成都人民心中的圖騰，讓大熊貓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座城市的標簽。
比較學中的巴蜀文化
文化的共享、凝聚和創造功能，在社會進步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經濟建設領域也毫不遜色，並在逐漸改變著“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格局，悄然地走向了前台，成為了經濟建設的主角。可是，當我們把文化放到比較學中思考時，就會發現文化的地域性，也在影響著其作用的正向發揮，比如巴蜀這兩個圈層中積澱起來的文化，便顯示出了不同的功能與作用。
山是巴文化的基石，水是蜀文化的根基。從人們的思維習慣可以看出，巴文化多是線性思維，置身其中，仿佛能夠從他們的思維慣性中，清晰地看到山的棱角，而且是那樣的分明。而蜀文化講究的是麵的思維，似乎在人的麵前，始終置放著一個衡量事物的天平，猶如成都平原一樣龐大而堅定不移，並深深地沉積於人的靈魂之中，這或許如巴文化一樣，是成都平原長期濡染的結果。比如看問題，巴人多愛從線的角度去分析，而蜀人則會從麵上去思考。
地域不同，人們的性格也迥異。巴文化凸顯剛毅的個性，那如山尖如刀削的性格，使人養育起了不畏險阻的勇氣，她們一旦認定的事，就會義無反顧地朝前衝，真正有猛虎下山的氣勢。而蜀文化展示的是水的溫順柔和，真正有利萬物而不爭的特征，這就是水養之都的特性。兩地的性格特征，真正是相生相克、相映成趣。親友來成都玩，就給我講起他的見聞：前不久，他在公路上見到兩人吵得不可開交，可就是怎麼也打不起來。他講，要是在重慶，這兩個人早已幹起來了。我便告訴他，這就是文化浸潤的結果，重慶是火城，那剛毅的猛烈個性，而成都是水養的城市，自然柔軟溫潤。
地域文化形成過程，也是塑造人價值觀的過程，因而地域文化會潛移默化影響到人的擇業。巴山人長期生活在“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環境裏，他們往往樂於麵對問題，並會把解決問題作為一種享受，以此從中獲得生活的快樂和成就，絕不喜歡安於享樂的思想，同時還有看文如山不喜平的生活態度，表現在工作上就是富有探索精神、創新精神和拚搏精神。蜀人的平原生活養育了恬靜的心境，慢於現狀、安於享受的多，心裏是死水微瀾，甚或裝著一馬平川，職業選擇就不喜歡具有挑戰性的工種，麵對問題時習慣繞道走，消極應對，就是一種水的性格，遇阻而繞行。
文化習性的沉澱，它不是一時一事的，而是在生活中慢慢積澱起來的。不同的地域，就連表達方式都有別。從遠古來講，巴人傳信，習慣於站在山頂直呼，表達就是直截了當，因此說話做事不喜歡轉彎抹角，而愛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愛憎分明。同時，看問題總愛站得高，好像才能看得遠；長期生活在平原裏的蜀人，則相互傳遞訊息，多是口口相傳為主，模糊認識慢慢養成習慣，反映在說話做事上，心裏會覺得大概就行，多不會追求精益求精。
當然，巴蜀文化的區別很多，諸如解決問題的方法，巴人就像哲學家，喜歡把複雜問題簡單化。而蜀人更像文學家，喜歡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因為在他們的心中，處事就像創作文學作品，越是霧裏看花越美麗，因為文似看山不喜平。這兩種處事風格，就會有產生兩種結果。比如巴人的簡單化思維，就容易產生工作方法簡單化。原武勝縣委書記，因質監局官員長期舉報其不廉潔行為，他不是想方設法做好思想工作，避免自己貪腐行為殃及自身，而是請黑惡勢力出麵，砍斷了對方雙腳腳筋，結果被判刑5年，對方也落下殘疾，兩年後還含恨離世。這就是文化影響的結果，因為在巴人的文化基因裏，沒有服軟的性格元素，多是玩命的性格，倘若放到蜀人麵前，這兩敗俱傷的現象是難以見到的。
讓文化去擔當
在我們的政界裏，不難聽到這樣一句話：“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不用思考和辨析，誰都能夠感悟到這種思想，它無情地把文化擺在了次要的地位，使文化僅僅充當著配角的角色，無疑影響了文化的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大召開後，第一次改變了這樣的現狀，將文化擺在了顯赫的支柱地位。從此，文化從虛功變成了實功，從配角變成了主角，成為了推動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所以，要自覺地讓文化去擔當，我們才能使社會發展更健康。
讓文化獨立起來，不再受到陳舊觀念的束縛，尤其要減少過多幹預，使文化獨立地走向前台，讓它能夠走進經濟建設的藍海裏，奮力地去創造自己的輝煌。這就要求我們務必改變陳舊的觀念，別再信奉“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法則，讓文化隻能作經濟的影子，從而使文化的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客觀上講，隻要存在著這種思維，這樣的文化發展觀，文化就會缺失前進的動力。因此，讓文化獨立起來，與經濟一道舞動中國，不僅要使其在精神上成為一麵旗幟，而且還要讓它成為經濟上的支柱。惟有如此，文化才會富有生機。看看美國、日本、英國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我們不難感知到文化在國力建設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在2011年全球文化產業產值排名中，美國以387960百萬美元雄踞第一，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緊隨其後，而13億人口的中國隻排名第六，產值為33937百萬美元。
讓文化自由起來，可以向四方延展，充分展示“潤物細無聲”的優勢。讓文化自由起來，其實就是要樹立開放思維，遵照文化運動的客觀規律，既要讓它自由地生長，但又絕不是野蠻地生長。換句話來講，就是不給文化特別的保護，讓它自覺地接受實踐的檢驗，以及市場的洗禮，以此促進其體內新陳代謝，從而實現優勝劣汰、健康成長。假如我們把文化圈養起來，就會像圈養之獅一樣，溫順而無競爭之力。因此，唯有將文化推向世界，才能使文化充滿無限的活力。滿清政府特別是慈禧太後主政時期，閉關自守，使文化被禁錮了起來，導致思想僵化、觀念落後，致使中國積弱成疾，最後被列強欺淩。相反，當年的日本因二戰貧瘠不堪，但他們敢於放養文化，健碩了國家發展能力，在上個世紀80年代，經濟得以迅猛發展，讓美國都感到驚奇，並派出學者研究後發現，是文化支撐起了日本企業。具體地講，就是日本的集團主義文化，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反之，也就沒有日本騰飛的今天。
讓文化運動起來，文化的教育功能才能得到體現，並能以此滋養社會。亞當．斯密說過：“分工是財富形成的原因。”你生產這個產品，我生產那個產品，彼此通過中介物交換，就形成了財富。用兩個例子來講，也許大家能更好地理解。關於信息的例子，大家早已明知。倘若把一個蘋果給兩人分配，則每人隻能分得半個蘋果；倘若將一條信息給兩人分享，兩個人都能獲得一個完整的信息。這就是文化藍海戰略，其具有可複製的共享性。另一個就是經濟學常識，貨幣要實現保值必須動起來，假如把錢置於家中，不僅不會增值，反倒會貶值，因為通貨膨脹會降低貨幣的使用價值。比如2000年購房子，10000元可以買到5平米的麵積，但到了2013年去購房，同樣10000元，卻隻能買到1平米。因此，何不讓文化動起來，努力實現大眾分享。要做到這些，就要樹立開放思維，敢於把文化請進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為我所用，同時又要敢於走出去，接受現實的洗禮和檢驗，做到吐故納新、新陳代謝，永葆活力與生機，才能增強文化競爭力，使民族文化在百花園裏開得更鮮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