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決實際問題
●毛澤東和藹地笑著，伸出他那隻有力的手，緊握談家楨的手，親切地說：“哦，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先生啊！”
●毛澤東鼓勵談家楨說：“你們青島會議開得很好嘛！要堅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遺傳學研究搞起來。”
●毛澤東手裏拿著一本《新建設》，對周穀城說：“關於邏輯，你說得最明確。”
● 解決實際問題各界討論“雙百”方針
1956年夏季，在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後，以北京為中心，在全國開展了關於“雙百”方針的討論。
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教育、學術刊物、圖書出版等領域的部分知識分子參加了討論。
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曾組織600多名科學家開展討論；高校和科研單位召開各種會議討論；民盟、民革、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也都召開座談會討論。
正確認識和貫徹執行學術上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當時社會人士，特別是學術界關心和和議論的一個中心話題。
1956年5月18日，九三學社召開座談會。30多位參加製定全國科學發展規劃的科學家發言，熱烈擁護這個方針，並且表示要以學術上的努力來貫徹這個方針。
他們提出，在學術上一定要爭，爭論才能發展。要學習一切國家的科學成就。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勇於提出爭論。
5月25、28日，《光明日報》連續報道錢偉長、華羅庚、傅鷹等10位首都著名學者的采訪談話，表達了他們對“雙百”方針由衷擁護的心情，談了中宣部對如何貫徹“雙百”方針所提出的意見。
錢偉長說：
“百家爭鳴”是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的道路。但是，必須有共同的基礎，即以經過證實的客觀事實為依據。
華羅庚說：
做到“自由討論”，不等於已經達到“百家爭鳴”。“百家爭鳴”需要有“家”，即要是學派，最低也應該有他獨創的見解，必須在研究工作中下苦功。
傅鷹說：
沒有“百家爭鳴”思想就會僵化，何談科學發展。開展學術論爭，要實事求是。
學術界對“百家爭鳴”的討論和爭論集中在以下各點：第一，關於“百家爭鳴”的性質、目的和作用。討論中提到，“百家爭鳴”是達到認識真理的方法，通過爭鳴，可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肅清教條主義，促進學術的繁榮和發展。
科學家們指出：“百家爭鳴”隻是達到真理的手段，不是目的。他的性質同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和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並包”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二，實行“百家爭鳴”要不要有所限製，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大多數人認為，不要有任何限製。
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說：
對所有限製性的意見，我是一概反對。我們要充分信任爭鳴之士，不要有任何限製。
範文瀾、金毓黻等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成為“雙百”方針的指導思想，不能作為一家之言看待。在這個指導思想下進行爭鳴，就能收到殊途同歸的效果，最後歸結到一個客觀真理。
範文瀾發表關於百家爭鳴與史學的意見，他說：
學有專長而爭鳴是好的，長於教條而爭鳴那就很不好，因為教條主義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多想想，卻急於一鳴驚人。他還說：“誰能對大的或較小的問題長期不倦地下苦功夫，誰就有可能經過數年而一鳴，或畢一生而一鳴，或師徒相傳而一鳴，或集體合力而一鳴。這就是說，想在學術上一鳴，並不是什麼容易事。
也有人認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對爭鳴的限製。爭鳴不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應該自由發表各家學說。天津大學副校長張國藩提出“爭鳴應以人民利益和客觀真理為標準，具體說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維護憲法。”
第三，唯心主義是否有自由爭鳴的權利。陸定一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對此做了回答：“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
但是有人擔心，這會不會造成思想混亂？是不是黨放棄了領導？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說：
我們讓唯心主義也有宣傳的自由，就是為了互相競賽、比較。假如有人用唯心主義的理論，來結合中國所需進行科學研究的實際，結果比我們用唯物主義結合得還好。那麼，我們的唯物主義者就隻有再接再厲，自己再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在與唯心主義者競賽、比較中戰勝唯心主義。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今天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目的在於通過他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鬥爭，能夠更加接近真理，使辯證唯物主義更加豐富。他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在學術中的表現。
第四，關於實行“百家爭鳴”的外部條件。主要批評了隨意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粗暴批評、崇拜權威的思想、學習蘇聯中的教條主義、出版不自由、領導無度量等問題。
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略論“百家爭鳴”》，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發表看法。
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百家爭鳴”中的地位問題，文章明確表示：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國家活動和文化科學的指導思想，這是已經確定的。但是，在學術問題上，在科學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或作出了和馬克思主義不一致的結論，他仍然可以有權發表自己的見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或評判是非的標準，那也要看各人自願。
爭論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相互之間，也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的友人之間，還可以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之間，這些不同的爭論都各有不同的基礎，不能強求一律。毛澤東支持周穀城爭鳴
1956年2月，曆史學家周穀城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對蘇聯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一些學術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
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許多學科的教科書是從蘇聯引進的，在蘇聯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一些學術觀點，也因此成為中國主流的學術觀點。
在邏輯學領域，1950年以前，居統治地位的觀點是：認為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的基礎，有階級性、有黨性，因而否定形式邏輯，隻承認辯證邏輯。在1950年以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承認形式邏輯，但認為他與辯證邏輯是低級與高級的關係。當時這一觀點，在我們國內也占主導地位。
周穀城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
形式邏輯的對象是推論方式，他的法則隻是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他的任務側重於依據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追問大前提是怎樣成立的。他對任何事物都沒有主張，因而沒有觀點上的傾向性，沒有階級性。他既可為辯證法服務，也可為形而上學服務。既能為正確的主張服務，也能為錯誤的主張服務。在認識活動中，辯證法是主，形式邏輯是從。主從雖有別，卻時刻不能分離。
周穀城的這個“主從說”，無疑是對蘇聯的“高低級說”的一個挑戰。
周穀城的文章發表後，在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雜誌轉告周穀城：“反對你的文章太多了，怎麼辦？”周穀城感到壓力很大。但是，他還是說，“隻要雜誌給我以篇幅，我可以辯論到底。”
周穀城的文章剛被刊登出時，毛澤東就注意到了，他對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見解十分欣賞。毛澤東也非常支持這場圍繞著邏輯問題的爭論，提倡學術爭鳴。
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負責同誌開會。當談到批評要有說服力時，毛澤東說：“《新建設》雜誌上周穀城寫了一篇關於邏輯問題的文章，我看不錯。”
3月15日，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又一次召集陸定一、胡喬木、胡繩、田家英等談論邏輯問題。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反複強調兩點：一是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之間沒有高低之分。二是形式邏輯是普遍適用的，沒有階級性。
3月20日，毛澤東路過上海，停留的時間隻有一晚上。毛澤東雖然行程匆匆，但是，他還是利用吃晚飯之前的一點空隙，把周穀城約去談話。
當時，毛澤東手裏拿著一本《新建設》，對周穀城說：“關於邏輯，你說得最明確。”
周穀城回答：“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評衝起來，我受不了。”
毛澤東問：“有什麼受不了？辯論就是嘛。”
周穀城解釋：“我的意見很少人讚成，我很孤立，成了眾矢之的。”
毛澤東說：“你的意見有人讚成，並不孤立。”
周穀城說：“怕不見得。如果有人讚成，那當然可以鼓勵我。”
毛澤東告訴他：“人民大學裏的一個刊物，好像是《教學與研究》上，有人寫文章，引了你的意見。”毛澤東所說的文章，是人民大學哲學係王方名的3篇文章。
周穀城說：“我沒有看見。”
毛澤東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給你看看。”還鼓勵他說：“不要害怕，要積極地寫。”
不久，毛澤東讓人給周穀城寄了幾本刊物，還把其中引用周穀城的觀點的地方都細心地折了角。這使周穀城參加辯論的勇氣大增。
與周穀城這次麵談後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邏輯學的座談會，參加這次座談會的不僅有周穀城、王方名，還有哲學界的大家如金嶽霖、馮友蘭、鄭昕、賀麟、費孝通等。
在這次座談會上，毛澤東結合自己的革命實踐，談到領導革命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搞科學研究，也必須實事求是，獨立思考。不能讓自己的脖子上長別人的腦袋，即使對老師，也不要迷信。
後來，在幾次不同的會議上，毛澤東都談了自己對邏輯學的這場爭論的看法。
1958年，周穀城把關於邏輯辯論的文章彙集成冊，準備出版。他寫信給毛澤東，彙報了這個情況，並請毛澤東作序。
195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給周穀城的回信中說：
穀城兄：兩次熱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謝！大著出版，可資快讀。我對邏輯無多研究，不能有所論列。問題還在爭論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適宜。作序的事，不擬應命，可獲諒解否？
毛澤東在回信中說自己對邏輯問題“無多研究”，是一句謙虛的話。
實際上，毛澤東從年輕時就對邏輯學有濃厚的興趣，在延安時代又花過很大力氣研究，曾經創造過一天讀93頁邏輯學專著的讀書紀錄。解放後還認真讀過蘇聯的邏輯學教科書。對周穀城文章引起的討論，他更是從頭至尾給予高度關注。他有自己的觀點，也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但是，由於他的黨和國家領袖的身份，如果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勢必影響到不同意見的發表。當問題還在爭論中的情況下，如果他給周穀城的書寫了序，等於公開了自己的觀點，這樣討論實際上就要中止了。
因此毛澤東才表示：“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適宜。”婉言拒絕了周穀城的請求。
在毛澤東身體力行的倡導下，學術討論堅持了百家爭鳴，也促進了學術的繁榮。毛澤東肯定王蒙小說
1956年9月，《人民文學》發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
作者通過一個青年人的嶄新感受，觸及我國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矛盾，真實地暴露出黨委機關工作中所存在的新式官僚主義作風的某些特征，提出了現實社會中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從而使這篇小說具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思想意義。
小說刻畫了天真單純、有革新精神的青年林震的形象，也刻畫了世俗守舊的劉世吾、韓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義的典型形象。作者細致深入地剖析了劉世吾的精神狀態，對他思想的成因、矛盾與困惑進行了深刻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