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學文化逢春1
●宣傳部長陸定一談到遺傳學問題時，說：“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是沒有階級性的。”
●周恩來觀看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長安》。
●周恩來到後台看望劇團演職人員時說：“你們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十五貫》的演出複活了昆曲。”
● 科學文化逢春科學界學術思想活躍
1956年5月2日，黨中央正式提出“雙百”方針後，第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是生物學領域中的摩爾根學派和李森科學派之爭。
由於受蘇聯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國的生物學界也采取獨尊李森科學派而貶損摩爾根學派的態度，一些科學試驗遭到粗暴幹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批評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
在建國初期，中國的科學界和學術界掀起了向蘇聯專家學習的熱潮，並選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學者前往蘇聯留學。
在科技領域全盤蘇化的大潮中，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學”在中國的地位扶搖直上。早在1949年，蘇聯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的《論生物科學狀況》，在中國大量印行，成為大學生物係和農業院校師生的必讀文章。
在當時的生物學界，完全是蘇聯的米丘林、李森科學派一邊倒，而摩爾根學派卻一直受到排擠和壓製。
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為了有係統地接受“米丘林學說”，農業部還效法北京農業大學，在北京舉辦大規模的“米丘林農業植物選種及良種繁育講習班”，聘請蘇聯專家伊萬諾夫和杜伯羅維娜等講授米丘林遺傳選種與良種繁育學、達爾文主義等課程。
參加這個講習班的有全國主要農業科研機關、農業院校、中國科學院有關單位選派的農業科研人員和教員共1000人。這是開國以來規模最大、曆時最久的一次推行“米丘林學說”的舉措。
中央農業部主辦的這個講習班結束後，各地也舉辦了類似的講習班，進一步推行“米丘林學說”。
經過這樣大力推廣，學習和實踐“米丘林學說”的熱潮終於席卷全國，“米丘林生物科學”開始在中國學術界占據主導地位。
1955年初，我國植物學家胡先驌在他的專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中，批評了李森科的物種與物種形成的“新見解”缺乏科學依據。
胡先驌是我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江西省人。1916年11月，胡先驌從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學院森林植物學係畢業。1922年，胡先驌同我國生物學前驅秉誌先生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胡先驌又同秉誌先生一起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勸胡先驌去南京，被他拒絕。後來又有人給胡先驌送去往美國的飛機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國植物的科學工作者，堅決予以拒絕。
與此同時，胡先驌還與徐悲鴻、馬衡等知名人士冒險參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座談會並發言，力勸傅作義將軍順從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曆史文化名城免遭戰火為重，接受和平改編。
新中國成立後，胡先驌把苦心支撐了20多年的民辦靜生生物調查所完好地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國最大的綜合性植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的基礎上，建立與發展起來的。
胡先驌在生物科學上取得豐碩研究成果的同時，還培養了一大批生物學教學與科學研究人才。中國老一輩的生物學家，大多出於秉誌、胡先驌等人的門下。
1955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驌所著的高等學校教學用書《植物分類學簡編》。
《植物分類學簡編》是胡先驌應四川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幾位教授的聯名要求而編寫的，全書涉及植物分類學的一係列基本理論問題，內容翔實，得到在校師生和農林幹部好評。
在《植物分類學簡編》第十二章《植物分類的原理》中，胡先驌在討論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時，對李森科的物種新見解進行了批評。
胡先驌認為：
李森科“關於生物學種的新見解”在初發表的時候，由於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時頗為風行。接著便有若幹植物學工作者發表論文來支持他的學說。報道黑麥“產生”雀麥；橡膠草“產生”無膠蒲公英；作物“產生”雜草；白樺“產生”赤楊；鵝耳櫪“產生”榛；鬆“產生”樅；基至向日葵“產生”寄生植物列當。
但不久即引起了蘇聯植物學界廣泛的批評。自1952年至1954年各項專業的植物學家先後發表了成百篇的專門論文，對於李森科的學說作了極其深刻的批評，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論點。
蘇聯《植物學期刊》編輯部根據這大量論文所提供的資料與論據，發表了一篇《物種與物種形成問題討論的若幹結論及其今後的任務》。這篇論文認為“李森科觀點的擁護者犯錯誤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實際材料的局限，以及沒有利用關於物種及物種形成的極其不同並且相當具體的知識……”，“他們進行實驗的方法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夠精確和不足為據”，“李森科忽視了祖國和外國研究者的已有的一切經驗，顯示出他以不可容忍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像分類學這樣的生物部門。”
這篇論文還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學說對於動植物選種、農業工作者與雜草作鬥爭、開墾草原地、植物學、資源學、森林學、苔原學、地層學各種科學實踐都有害處，因之須予以根本的否認。
這場論爭在近代生物學史上十分重要。我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致於被引入迷途。
胡先驌批評李森科的物種與物種形成的“新見解”缺乏科學依據，卻招致了一場大批判。
《植物分類學簡編》出版後，當時在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蘇聯專家，就對此書提出“嚴重抗議”，認為：“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蔑。”
此後，在國內有些支持李森科主義的人或刊物，也開始對胡先驌進行政治批判，認為《植物分類學簡編》是一本有嚴重政治錯誤、鼓吹唯心主義思想的著作。
他們還認為胡先驌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孟德爾―摩爾根主義者”，他“詆毀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反對共產黨領導科學”，“動機是不純的”。
北京農業大學6位講師、助教聯名寫信，建議立即收回已售出的“簡編”，公開揭發其政治錯誤與學術錯誤等等。
聯名信還指責中國科學院允許其研究員胡先驌出版這樣“反動”的書，說明中國科學院在學術批判上進行得很不夠。
因此，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國科學院和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聯合召開的米丘林誕生100周年紀念會上對胡先驌進行了批判。
“胡先驌事件”導致《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還沒有售出的被全部銷毀。
中國生物學家在一段時間裏，再也不敢公開發表不同於蘇聯李森科的見解或觀點。
11月5日，中國科學院的黨組書記張稼夫、副院長竺可楨去宿舍看望胡先驌，希望胡先驌寫一篇學習米丘林學說的文章，借以承認關於蘇聯以政治力量推行李森科“學說”的說法欠妥，並批評自己的錯誤立場。
胡先驌答應寫學習心得的文章，但拒絕檢討。
胡先驌在長達數萬字的《我國學者應如何學習米丘林以利用我國的植物資源》一文中，把米丘林同李森科嚴格地區別開來。他高度讚揚米丘林是一個為人民大眾事業而服務的人民科學家。米丘林以60年漫長的時間從事改良果樹品種，培育出300多個優良果樹品種，這便是他的學說的根據與工作基礎。他的工作方法與理論，都是生物學工作者應該學習的。而學習，應該學米丘林的原著，“尤其不可為似是而非的學說所迷惑”。
胡先驌在文章中雖然沒有點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確地表達了他反對李森科主義、反對偽科學的初衷不改。
後來，在蘇聯，由於李森科這一派在學術上的不嚴謹，特別是在農業實踐上的無效，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公開批判李森科學術觀點的文章越來越多。
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我國持摩爾根遺傳學觀點的生物學的意見也逐漸公開化了。
科學家們的種種意見，引起了中央的注意。為此，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也指示中央宣傳部和中科院進行調研，要求按照“雙百”方針的精神加以解決。
1956年5月1日，周恩來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談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時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開，科學是科學，政治是政治，然後再把他結合起來。比如對李森科的學說，首先應在科學領域內進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其次再對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學說進行研究，看哪些是對的不應否定，哪些是不對的應該否定。然後再對中國科學家胡先驌批評李森科的文章進行研究，看看批評對不對、對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對，我們沒有理由為李森科辯護，我們就向被批評的胡先驌承認錯誤。對一切科學，都要這樣。
5月26日，在北京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宣傳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央就“雙百”方針作了公開闡釋，還特別談了遺傳學問題，他說：
自然科學包括醫學在內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在某一種醫學學說上，生物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學說上，貼上什麼“封建”、“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類的階級標簽，例如說什麼“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米丘林的學說是社會主義的”；“孟德爾一摩爾根的遺傳學是資本主義的”之類，就是錯誤的，我們切勿相信。
陸定一的這個報告，令長期受壓的經典遺傳學派歡欣鼓舞。更令經典遺傳學派振奮的是，中央作出決定：
要在遺傳學這個領域開展學術討論，為貫徹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提供一個榜樣。
1956年5月，根據中央的指示，中宣部科學處、中科院和高教部，認真研究了遺傳學的有關問題和在我國遺傳學界具體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步驟。
在雙百方針提出後，遺傳學問題成了熱門話題，對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積怨甚久的中國學術界，強烈呼籲結束“米丘林生物科學”一家獨鳴的不正常局麵。
1956年5月，《光明日報》報社組織了一批知名專家教授討論“百家爭鳴”方針。
在《光明日報》主辦的“大膽開展自由討論，做到‘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上，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現狀作冷靜的反思和大膽的批評。
他們首先對蘇聯的學術方法、蘇聯專家在中國的統治地位提出了挑戰。
幾乎每一個科學家都強調地說：“我們向別人學習要虛心，更重要的是要能夠獨立思考，不能人雲亦雲，東搖西擺，不加辨別地搬運過來。”
科學家們由此把話題轉到李森科問題上來，指出：李森科的學說曾在我國風行一時，有些科學家對李森科學說有意見，也不敢提出來討論，今天看來，這不是科學家應該采取的態度。
好幾位專家當場舉例說：威廉斯的草田輪作製和馬爾采夫的新耕作法，本來有地域性限製，不適合中國情況，但因為是李森科所大力推崇的，一些人就想照搬到中國來。在華南地區某個農業學校，教師講授怎樣在當地推行草田輪作製，學生問他：“當地的農作物一年三熟，如果土地照你說的休耕二三年，還增產什麼？”教師不能回答。在此之前，陝西、甘肅等地還發生過為了推行草田輪作製而鏟去多年生苜蓿草的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