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農業大學植物保護係林傅光教授更是大聲疾呼科學家應該堅守自己的職業道德，理性對待所謂“米丘林生物科學”。
林傅光教授這樣說：
前幾年，我們在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理論方麵，就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生物科學方麵，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論點，但心中存有顧慮怕提出來會犯政治錯誤，怕別人給他“扣帽子”，因而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也有的人顧慮到：對李森科的某些論點也提出批評，會不會影響我們學習蘇聯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對李森科的某些錯誤論點，避而不談，而過分強調了他正確的部分。這些，都給我們的科學工作造成損失。
在中國學術界的強烈期盼中，開始了遺傳學領域的撥亂反正。
1956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文章，對中國高等農業院校的植物生理學教材提出了批評。這些教材是參照蘇聯八月會議之後製定的教學大綱編寫的。
《人民日報》署名文章指出，這些教材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而對中國農業高等院校教材的批評，間接地都是指向李森科的基本理論。
同時，文章對在蘇聯和中國被當作“資產階級偽科學”的歐美遺傳學做出了新的評價，並具體陳述了全盤否定歐美遺傳學給中國生物學教學和實踐工作造成的嚴重後果。
《人民日報》署名文章打響了為經典遺傳學洗刷不白之冤的第一槍。《人民日報》署名文章剛剛發表，《光明日報》就刊發了《吳仲賢教授談遺傳學教學問題》一文。北京農大教授、著名遺傳學家吳仲賢從純學術角度對經典遺傳學作了全麵肯定。
解決遺傳學問題，已是眾望所歸。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正式為經典遺傳學平反昭雪。
1956年7月1日，竺可楨副院長到胡先驌家，代表有關方麵，就去年米丘林誕生100周年紀念會上對他的錯誤批判，向他道歉；同時，邀請他出席即將於8月在青島市舉行的遺傳學座談會。
1956年8月10日，由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在青島舉行了遺傳學座談會，有130多名中國的生物學家參加。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高教部農林教育司副司長周家熾、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都參加了會議的領導工作。
中國遺傳學的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的主要學者都參加了會議，如：李汝祺、談家楨、餘先覺、戴鬆恩、李竟雄、胡先驌、祖德明、梁正蘭、李燔等。
座談會還邀請了一些剛由美國回國不久的遺傳學家或核酸化學家，如施履吉、王德寶、沈善炯；也邀請了3位剛由蘇聯歸國的學摩爾根遺傳學的留學生翟中和、趙世緒和學李森科主義的周嫦。
座談會由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副主任，生物學家童第周主持。
童第周在開幕詞中說明座談會的目的是：
發揚百家爭鳴的精神，打破片麵狹隘的見解，使遺傳學在中國健康地發展。
中宣部有關負責人針對遺傳學界兩派之間嚴重對立的不正常狀況，闡述了黨的“雙百”方針，明確表示不讚成把摩爾根的觀點說成是唯心論，宣布全部摘掉過去強加給摩爾根學派遺傳學的各種帽子，強調學術上的不同見解要通過自由討論和科學實踐去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等待，不要急於作結論。
摩爾根學派和米丘林學派的兩派學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幾十年來國際上兩個遺傳學派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進行了縝密的探討。
在會議上，兩派學者各抒己見，互相學到了長處，互相了解了情況，打破了長期以來遺傳學界米丘林學派一家獨鳴的局麵，收到了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增強團結的效果。
在會上，植物學家胡先驌作了10多次發言。
會後，西方的遺傳學著作重新開始翻譯出版，摩爾根遺傳學研究也開展起來了。胡先驌教授的《植物分類學簡編》，也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再版問世。
作為“雙百”方針的親身經曆者，中國生物學家談家楨，在過了40多年以後，回憶起這段曆史，仍然使他激動不已。
談家楨說：
對“雙百”方針，我抱著積極擁護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雙百”方針本身意味著在學術和藝術創作等問題上，鼓勵人們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允許不同學術思想、不同學術流派同時存在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還將從根本意義上調動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
聯係我本人和我所從事的遺傳學事業來說，“雙百”方針的提出，其實是對當時正岌岌可危、瀕臨夭折的中國遺傳學事業的一種根本意義上的支持。
建國以後一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中國遺傳學事業，在來自前蘇聯“李森科學派”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已經到了難以支撐下去的局麵。“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
談家楨是我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人之一，國際遺傳學家，傑出的科學家和教育家。1934年到美國，成為摩爾根和杜布讚斯基的研究生。這時正是染色體遺傳學的全盛時期，談家楨開辟了以果蠅為材料的進化遺傳學研究領域，先後發表了10餘篇學術論文，並於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
談家楨的刻苦治學精神及做出的優異成績，給導師和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導師盛情邀請他留下繼續從事遺傳學的研究。但是，“科學救國”的誌向，使談家楨堅定了返回祖國的決心。
在這同時，談家楨通過留美同學朱元及其老師胡剛複的引薦，接受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聘他為生物係教授的聘書。
1937年，談家楨到浙江大學就任。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戰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學輾轉內遷，最後生物係遷到湄潭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唐家祠堂裏。
在這以後6年的時間裏，談家楨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的一些代表性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裏完成的，同時也培養了以後在科研、教學上成績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
1944年，在這座祠堂裏，談家楨研究發現了瓢蟲色斑遺傳變異的嵌鑲顯性現象，這一發現，引起了當時國際遺傳學界的巨大反響。
在1945至1946年間，談家楨應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赴美作客座教授。同時，談家楨對嵌鑲顯性現象的規律作進一步的研究，並在1946年發表了《異色瓢蟲色斑遺傳中的嵌鑲顯性》的論文。這些成果引起國際遺傳學界的巨大反響，認為是豐富和發展了摩爾根遺傳學說。
1946年，在美國講學期間，談家楨讀了蘇聯李森科撰寫的《遺傳與變異》英譯本小冊子，並第一次接觸到“米丘林生物學”等名詞。
1948年，談家楨代表中國遺傳學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遺傳學會議。在會上，他被選為常務理事。這次會後，談家楨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到意大利、法國、荷蘭和美國進行講學和考察。
當時，我國正處在解放前夕。鑒此情況，美國學術界的一些朋友勸他定居美國，從事遺傳學研究。這時的談家楨確實處於矛盾之中。
因為，當時在蘇聯摩爾根遺傳學已橫遭批評，不知道國內是什麼情況。在這之前，談家楨多次有定居國外的機會，而他隻想回國，原因隻有一條，就是因為在異國他鄉，不能實現他早年立下的發展中國遺傳學的大誌。
因此，於1948年底，談家楨踏上了回國的旅途。
此後，談家楨堅持科學真理，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遺傳學事業。他為遺傳學研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組建了第一個生命科學院，為我國遺傳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雙百”方針的發布和實施，鼓舞了全國各界知識分子的信心，為繁榮我國的科學文化事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各項科學文化研究工作全麵發展起來。
其他如中國地理學會關於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能否組成地理學以及地理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動物學會關於麻雀是不是害鳥的爭論、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關於數學史和天文學史的爭論、電影界關於電影問題的討論、史學界關於中國曆史分期的討論、哲學界關於真理的討論等等，呈現出非常熱烈的“爭鳴”局麵。
據1956年12月21日新華社報道，當年度舉行的比較重要的全國性學術會議有50多次，多於過去的任何一年。科學工作者提出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年。
“雙百”方針的提出，使人們的眼界開闊了，思想活躍起來了，自由討論的風氣濃厚了。文學界作品百花齊放
1956年，“雙百”方針的實行，對文學藝術界來說無疑更是春天的消息。
中國的作家們對文藝創作中的公式化傾向和文藝批評中的粗暴、武斷和專橫風氣，早已不滿。1956年初，蘇聯的“解凍文學”思潮，為中國文藝界衝擊教條主義樊籬提供了一個契機。
1956年1月21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小說組圍繞蘇聯的3部小說，主要是對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展開了討論。
尼古拉耶娃的這部小說描寫了一批響應黨的號召，從城市來到農村的青年人與官僚主義所進行的思想鬥爭。小說反映了蘇聯剛剛興起的以“幹預生活”為中心的文藝思想。這在深受“無衝突論”、寫“理想”的英雄人物、寫“本質”等教條束縛之苦的中國文藝界引起了共鳴。
《文藝報》1956年第3號，發表了作家協會小說組的討論發言。作家馬烽、康濯、郭小川、劉白羽等人的發言一致承認：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回避鬥爭、不敢幹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
馬烽說：
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過尖銳的思想鬥爭刻畫人物的，我們的多數作品卻是通過與自然災害的鬥爭表現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條繞開生活中尖銳矛盾的狹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觸了社會矛盾，但多半限於很小範圍，批評幹部至多寫到區一級。
康濯說：
與尼古拉耶娃的小說相比，我們創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之一，正是粉飾生活和回避鬥爭。
劉白羽也說：
我們的文學作品的突出問題是“沒有真實地、按照曆史的發展來寫我們的現實生活”。
“雙百”方針提出以後，情形出現了重大變化。文藝界領導層的態度也日漸明朗。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為了推動文學藝術創作，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召開了擴大的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克服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
出席會議的理事和代表200多人，周揚、茅盾、康濯、劉白羽、老舍、陳荒煤等作報告，巴金等34人作大會發言，唐弢等作書麵發言。會議通過了《作家協會未來12年的工作綱要》，決定成立作家協會書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