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期間，中央領導人對文藝現狀也很關注。
３月２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等主要領導人一起會見了參加作協理事會的作家。周恩來、陳毅還參加了會議的一些活動，和文學家們談得十分融洽。陳毅說他一生想當文學家，結果當了將軍。郭沫若則說他一生想當將軍，卻當了文學家。周恩來說他想寫詩，寫了一首給陳毅看，被認為不是詩，從此再不敢寫了。
3月5日於會議期間，劉少奇專門約見周揚、劉白羽談文藝工作，談到了業餘作家、作家修養、減少作家的文學行政工作、文學編輯、體驗生活、稿酬以及作家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等問題。
這次會議從上到下都對文學事業的落後狀態表示了不滿。劉白羽關於文學創作的報告、陳荒煤關於電影劇本創作的報告、康濯關於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創作的報告，都指出了創作嚴重落後於現實。
會議提到的繁榮文學的辦法。茅盾認為“現在的文學隊伍太小，作家協會會員隻有500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過1000多人。”他和劉白羽都強調“要積極地培養青年作家，擴大文學隊伍。”劉白羽還提出要“在人民中發現天才”。
為了動員和組織文學新軍，3月15日，作家協會主席團和團中央聯合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480多名青年文學創作者參加會議。
中央對此十分重視，周恩來接見了全體青年作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分別作了報告。
3月25日，《人民日報》還專門配發社論，號召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
1956年4月，在中國作協的多次會議上，作家代表又一次發表了意見，指出近幾年來文藝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題材範圍狹窄、單調，創作風格不夠多樣化，文藝批評缺乏自由討論的風氣等。他們要求在藝術創作上和學術探討上提倡獨立思考，鼓勵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發展。
文藝界對公式化、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化的教條主義的聲討此起彼伏，越來越激烈。在各種討論會、座淡會上，在各地各種文學或非文學刊物上，文藝工作者們也都紛紛表達了對以庸俗社會學為武器的教條主義的粗暴批評的不滿。
正如茅盾所說：“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最近幾個月來相當活躍，活躍的特征，在於出現了不同意見，在於對那些已經被認為做了結論的問題進行新的探索。”“這種探索的精神是可貴的，這標誌了向前邁進一步的開始。”
因此，在“雙百”方針的實施後，不僅引發了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上的爭鳴，也召喚出文學創作的繁榮。
廣大作家、藝術家滿懷激情，采用各種藝術形式，以不同的風格，生動地描繪了人民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嶄新風貌。同時，以理性的燭照，深入藝術實踐的廣闊天地。
首先，“雙百”方針激發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影響下成長起來的老作家的創作熱情。許多早已擱筆的跨時代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又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
出版部門也出版了或計劃出版徐誌摩、戴望舒、沈從文和廢名等作家的作品選。
在理論方麵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複人道主義傳統。
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及其內涵，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湧等人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影響最大。
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顯然，作者受到蘇聯文學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響，也反映了中國文壇對5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教條主義傾向的反思。
另一方麵，錢穀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又與有關典型、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一起，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
在文學創作上，題材和主題的範圍擴大了，體裁和風格多樣。最能顯示“雙百”效應的，是湧現出一大批直麵現實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李國文的《改選》等小說，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大膽剖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內部的複雜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和其他阻礙社會發展進程的消極現象，同時又在揭示的過程中廓清時代發展大的主流和走向。
在雙百文藝思想的指引下，廣大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其中，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的作品有：
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小說通過我國西北地區一個小村落蛤蟆灘的生活演變，高度地概括了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的社會矛盾衝突，著重表現了在這場變私有製為公有製的革命中，社會的變化過程。小說以梁生寶互助組的發展為線索，表現了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中的曆史風貌和農民思想情感的轉變。因此《創業史》被稱為是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詩式巨著，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杆粳稻。在小範圍種植試驗成功之後，開始推廣。第二年秋天，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勝利合作社的1000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710斤的大豐收，創造了陝西地區曆史上最高的糧食生產紀錄。
1960年，在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個月，柳青就將所有的稿費16萬元，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巨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後來又建了衛生院等等。
當時，柳青的小說不僅在讀者當中贏得了好評，而且在文學界也是一片叫好聲。
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描寫大革命前後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曆史，他生動地再現了農民革命從自發鬥爭到自覺鬥爭的進程。小說透過滹沱河畔鎖井鎮農民同地主的鬥爭，對中國北方農村和城市的階級鬥爭以及革命運動做了曆史性的藝術概括，成功地塑造出朱老忠、嚴誌和、江濤、運濤、春蘭等一批栩栩如生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
1958年1月，《紅旗譜》的出版，震動了中國文壇。當時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評論文章，探討這部小說的思想藝術成就。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報》在“新書介紹”的欄目內，向讀者作了《紅旗譜》介紹。4月12日，《人民日報》又刊發了伊默的評論文章《冀中平原上的曆史風暴》。
接著，《文藝報》、《文彙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及各地的文學月刊相繼發表評論文章近80篇。
其中，著名文學評論家李希凡就先後撰寫了3篇重型文章，稱《紅旗譜》“是一幅千差萬別的革命農民性格的圖畫，又是一本血肉連結世代沿襲的革命紅旗的譜係，他滲透著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也表現了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真實的、深刻的藝術威力。”
《紅旗譜》不僅在國內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在國外也被譯成英、俄、法、日、朝、越、西班牙7國文字，在國外發行。
《紅旗譜》還被改編成電影、話劇、連環畫。電影《紅旗譜》還曾獲得《大眾電影》百花獎。
後來，在1963年，《紅旗譜》第二部《播火記》出版，1983年，第三部《烽火圖》出版。
著名作家老舍創作了話劇《茶館》。三幕話劇《茶館》以北京一家大茶館為背景，描寫了清末、民初、抗戰勝利以後3個曆史時期的北京社會風貌。每一幕寫一個時代。
小說通過以茶館老板王利發為中心的3個時代幾十個人物在茶館裏的生活片斷，展現出一幅氣勢宏偉的曆史長卷，把舊中國必然要滅亡的曆史規律展現在人們的麵前。全劇沒有貫穿始終的故事情節，但深刻地寫出了王利發等人的真實命運。
《茶館》的人物塑造好，生活氣息濃，語言特別精彩、簡潔、生動、傳神、雋永，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化境。把深邃的思想寓於樸素無華的藝術之中，是現實主義戲劇的新開拓和巨大成就。
1958年3月，《茶館》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首演，演出極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獨有的“京味”風格。《茶館》是老舍戲劇創作的頂峰，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話劇精品之一。
楊沫創作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並於1958年出版。《青春之歌》是“三部曲”中影響深遠的一部長篇小說。
作者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這段曆史為背景，以林道靜的成長為主線，滿腔熱情地謳歌了一代知識分子由個人奮鬥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征途的心靈曆程，譜寫了一曲知識分子的青春讚歌。小說出版後受到了熱烈歡迎，多次再版，發行量逾500萬冊。被譯成15種文字在國外發行。1959年又被改編成電影劇本，搬上銀幕。
趙樹理創作長篇小說《三裏灣》。《三裏灣》是當代文學中最早出現的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
小說以作者固有的詼諧風趣的筆調，民族化、群眾化的風格，描寫老解放區三裏灣由於秋收擴社、整社、開渠，在社內外、黨內外、4戶農民的家庭內外，幾對青年的戀愛婚姻當中所引起的錯綜複雜的矛盾，揭示了合作化運動的必要性。
作品從農民的生產關係、家庭關係、婚姻關係、道德觀念等方麵入手，描繪了農業合作化給農村各種社會關係所帶來的深刻變化。作品具體描寫了三裏灣村4個不同家庭，即合作社帶頭人、支書王金生家，熱衷於個人發家的村長、黨員範登高家，富裕中農糊塗塗家，黨員袁天成家，在擴社過程中的矛盾鬥爭，真實地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農村兩條道路的複雜鬥爭，熱情歌頌了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勝利，展現了社會主義農村的理想前景，在更新的層麵上揭示了農村的深刻變革。
王蒙創作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原載《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題名為《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寫的是青年教師林震被調往區委組織部後，在工作、鬥爭中怎樣碰壁怎樣遭受挫折的故事。他是一部直麵現實，揭發人民內部矛盾，批評黨內政治不健全現象的優秀作品。
小說以極其敏銳的筆觸刻畫了中國一個區委組織部門的真實工作狀態，描寫了一個年輕幹部對機關中正在滋長的官僚主義的心態表示疑惑與不滿，以清純委婉的筆墨和頗有詩意的景物描寫，表達了一個內涵嚴肅的主題，展露了他出色的才華和銳利的思想。小說還塑造了另一個成功的人物劉世吾，他是一個頗顯深度的官僚主義者，他有過光榮的曆史，進城後隨地位和生活的變化，精神狀態卻發生了一係列觸目驚心的變異。
小說發表後，震動中國文壇，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在海內外也獲得強烈反響。
另一批作品如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等則涉及以往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人物豐富的情感世界，折射時代的變遷。
“雙百”方針的實施使文藝工作者們全身心地投入文藝創作，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創作出大量具有時代氣息和人性光輝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