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的思想意識的核心具有反社會的傾向。不管犯罪個體的意識因素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如何，實質上的反社會性是其共同特征。犯罪個體所具有的反社會的思想意識，主要是指對社會正常群體、社會規範和社會價值標準所表現出的抵製或對抗的思想傾向。這種反社會性主要表現在：與現實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和社會主流文化不同步，或超前、偏激，或滯後、反動。
應當指出的是，反社會性並不是犯罪個體所獨有的。犯罪個體意識的反社會性在其犯罪實施過程中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具有相應的內容足以支配犯罪個體行為的思想品質。因此，不能認為反社會性就是產生犯罪的意識因素。
二、犯罪個體意識的形成
犯罪個體意識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犯罪人所處的一定的客觀環境對犯罪意識因素的產生、變化，對其內容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犯罪意識的產生決定於一定的客觀環境。馬克思認為，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於自己和關於人們的各種關係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是關於一般人們的意識（因為這不僅僅是單個人的意識，而是同整個社會聯係著的單個人的意識），關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意識。和一切個體意識一樣，犯罪人的個體意識也是與“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意識”聯係在一起的。整個社會意識又受社會存在的製約，並表現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因此，社會存在是社會意識和個體意識（包括個體的犯罪意識）產生的源泉。
從個體意識形成來看，人們在從一個無知無助的生物的人轉化為社會的人的變化過程中，認識了別人，了解了自己，逐漸形成對人對事的興趣、態度、理想、道德標準等主要的社會行為。當然，客觀環境對個體意識形成的作用是非常複雜的，不同的人在相同或大致相似的條件影響下可能形成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意識，但不能由此否定客觀環境的決定作用。如每一社會都有為其成員所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違背這一道德規範的人即被認為是道德低下的人，而道德水平的高低，是由個體的經濟狀況、周圍環境、生活經曆、智能條件、性格特征、教育質量等決定的，其教育的意義更為重大。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明的提高，強化了人們的物質欲望，而當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觀念不能影響人們行為時，人們就可能基於對物欲的追求，而違法犯罪。再如，不良的外來刺激，對意誌薄弱的青少年無疑是其違法越軌的催化劑，很可能萌發犯罪意念，等等。
其次，客觀環境的變化決定犯罪意識的變化。即客觀環境的變化往往會抑製某些犯罪心理的發展，而觸發另一些犯罪心理的變化，一個人的一生是一個不斷的社會化進程，人一生都要不斷地學習、調節自己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一般來說，人進入青年時期，已完成了基本的社會化過程，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性的心理素質和行為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一旦形成反社會意識和行為模式，則必將指導和推動犯罪動機的確定和犯罪行為的實施。一個人有了不利於社會的行為和心理，根本的解決途徑是改變其生活環境，消除生活環境中那些產生反社會行為、心理的因素。
一定的環境變化會使人的思想意識隨之變化。犯罪意識也不例外，如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製進行了變革，開放搞活的寬鬆環境為違法犯罪提供了可乘之隙，於是一些犯罪分子也相應地改變原來的犯罪意識的趨向，而轉向現代經濟犯罪。由此發生客觀環境對犯罪心理意識的決定作用。
當然，犯罪意識的形成並不是消極的吸收，而是具有自覺性、目的性和自我調節等獨立發展的特征，在一定條件下，犯罪意識的獨立發展，一方麵是說人們通過早先形成的心理特點，通過當時所具有的心理狀態，有選擇性地、傾向性地與客觀環境相適應、相協調，從而決定自己行為的方向性。客觀環境對個體的作用，也隻有通過個體已經具有的心理特征才能實現。另一方麵，一定的犯罪心理、意識還可以通過人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引起客觀環境的某些變化，即犯罪心理在客觀條件與犯罪行為之間起了中介作用。正是這種中介作用的存在，促成了客觀條件的變化。所以，客觀環境決定犯罪心理、意識的形成，已形成的犯罪心理意識又反作用於客觀環境。
三、意識因素的結構
犯罪原因的意識因素包括多方麵的內容，其內容具有一定的內在關係，形成一個有層次的完整的觀念體係。
（一）錯誤的價值觀念
價值觀是人們對主體與客體的滿足與需求關係進行認識、評判並據此對人的生活道路、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起穩固的導向作用的個體意識。價值觀從屬於世界觀，並接受人生觀的指導。從社會學的角度說，社會及其管理機構，往往依據一定的價值觀去倡導某種風尚，建立某種道德原則，製定某些規則和法律條文。因此犯罪行為最根本的是價值觀念的錯誤。價值觀念偏離規範，失去了選擇行為正常標準，結果必定導致行為的越軌。
由於價值觀與需要緊密相連，因而常在人們動機形成中發揮作用。在人的動機的產生過程中，個體意識中所固有的價值觀念就會審視其可行性，從而決定行為的方式和行為的性質。由於價值觀念的不同，與價值觀念相對應的行為也存在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