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歲舉孝廉
選官製度作為帝國統治政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策性、時代性是顯而易見的。
選官製度的發展，從一個深刻而明確的層麵上反映著帝製國家的思想與意誌，同時亦勾勒著整個帝國製度的發展及趨向。
武帝執政下的西漢王朝，在經曆了漢初七十餘年的鞏固、發展之後，逐步開始進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巔峰的軌道。
統一的、多民族強大帝國的崛起，勢必要求其統治基礎相應擴大，國家管理機構更趨完善，統治機製相對優化。
而所有這些進步與變革，又必須依賴於統治主體——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團的素質提高。
在世襲皇權的前提下，官吏之選拔，無疑成為完成這一過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對內勵精圖治的改革中，在對外開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過對舊有選官製度的增補、完善，從而廣開仕進門路，為其個人的政治宏圖籠絡了一大批追隨者、實踐者；而西漢王朝亦正是在這一代躍躍欲試、躊躇滿誌的人才簇擁下，一步步走向其發展的頂峰。
縱觀武帝時期的選官途徑，其中影響最久、最大的莫過於“歲舉孝廉”。
而說到“舉孝廉”，我們就不能不先了解什麼是“察舉”。
“察舉”即考察後予以薦舉的意思。
它作為漢代最普遍的選拔人才製度，源頭可追溯到漢初高祖統治末期，而正式產生則在文帝時代。
《漢書·文帝紀》記載：
二年（前１７８）十一月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１６５）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史稱當時“對策者百餘人，惟（晁）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可見，在經曆了一定時間的發展之後，察舉製已經在有效地進行著了。
察舉製發展成熟，成為一種較為完善的選官製度，並真正確立，是在武帝時期。
其具體表現為：
首先，察舉人才的標準明確起來。
《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從此，儒術不僅成為漢帝國的統治思想，同時也成為仕進的標準。
其次，察舉取仕範圍有所擴大。
武帝已不滿足局限於官吏層中的察舉，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機會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舉科目增加。
這是武帝對於察舉製度最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賢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一時期產生了歲舉性科目。
據《漢書·武帝紀》：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製以歲舉孝廉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為一個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意味著其作為西漢仕進製度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孝廉之稱，顏師古注雲：“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實際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為察舉標準，受當時政治思想的影響較深。
《左傳·文公二年》中講：“孝，禮之始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則進一步闡論：
“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由於“孝”與道德各方麵，尤其是與對帝王之忠聯係起來，“孝廉”並稱並舉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而事實上，孝廉在漢代也確是一項範圍極廣的察舉科目，幾乎成為兩漢選舉的同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