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歲舉孝廉
選官製度作為帝國統治政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策性、時代性是顯而易見的。
選官製度的發展,從一個深刻而明確的層麵上反映著帝製國家的思想與意誌,同時亦勾勒著整個帝國製度的發展及趨向。
武帝執政下的西漢王朝,在經曆了漢初七十餘年的鞏固、發展之後,逐步開始進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巔峰的軌道。
統一的、多民族強大帝國的崛起,勢必要求其統治基礎相應擴大,國家管理機構更趨完善,統治機製相對優化。
而所有這些進步與變革,又必須依賴於統治主體——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團的素質提高。
在世襲皇權的前提下,官吏之選拔,無疑成為完成這一過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對內勵精圖治的改革中,在對外開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過對舊有選官製度的增補、完善,從而廣開仕進門路,為其個人的政治宏圖籠絡了一大批追隨者、實踐者;而西漢王朝亦正是在這一代躍躍欲試、躊躇滿誌的人才簇擁下,一步步走向其發展的頂峰。
縱觀武帝時期的選官途徑,其中影響最久、最大的莫過於“歲舉孝廉”。
而說到“舉孝廉”,我們就不能不先了解什麼是“察舉”。
“察舉”即考察後予以薦舉的意思。
它作為漢代最普遍的選拔人才製度,源頭可追溯到漢初高祖統治末期,而正式產生則在文帝時代。
《漢書·文帝紀》記載:
二年(前178)十一月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165)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史稱當時“對策者百餘人,惟(晁)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可見,在經曆了一定時間的發展之後,察舉製已經在有效地進行著了。
察舉製發展成熟,成為一種較為完善的選官製度,並真正確立,是在武帝時期。
其具體表現為:
首先,察舉人才的標準明確起來。
《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從此,儒術不僅成為漢帝國的統治思想,同時也成為仕進的標準。
其次,察舉取仕範圍有所擴大。
武帝已不滿足局限於官吏層中的察舉,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機會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舉科目增加。
這是武帝對於察舉製度最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賢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一時期產生了歲舉性科目。
據《漢書·武帝紀》:
“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製以歲舉孝廉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為一個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意味著其作為西漢仕進製度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孝廉之稱,顏師古注雲:“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實際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為察舉標準,受當時政治思想的影響較深。
《左傳·文公二年》中講:“孝,禮之始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則進一步闡論:
“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由於“孝”與道德各方麵,尤其是與對帝王之忠聯係起來,“孝廉”並稱並舉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而事實上,孝廉在漢代也確是一項範圍極廣的察舉科目,幾乎成為兩漢選舉的同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