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名潛，自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淵明曾祖陶侃以功封為長沙公。他早年喪父，母孟氏為名士孟嘉之女。陶淵明二十九歲才開始出仕，大抵是祭酒、參軍之類的小官，而他又不喜繁文縟節，不堪吏職。他最後的官職是彭澤令，僅僅八十多天就賦《歸去來兮辭》，辭官歸裏。自此躬耕田壟，再也沒有出仕過。陶淵明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今存詩雖僅一百二十多首，賦與文十多篇，但是開創我國田園詩派，而且其作品文顯而意深，平淡而味濃。劉廷琛《陶靖節先生祠堂記》說“雖婦人孺子，田夫野老，皆知愛慕”。（《廬山金石會考》卷上）蕭統深愛其文，且敬其德，以為讀其文者“馳兢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陶淵明集序》）可以想見其人格的力量。確實，陶淵明的人格吸引著一代又一代人；其人格的魅力有如陳年佳釀，越久越醇。他的人格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以至於具有如此久遠而巨大的魅力呢？這是值得我們深究的。
陶淵明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率意純真。蘇軾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叩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題跋》）仕與隱是士人一生之大節，一般人都會反複掂量，尋找時機，即使真的出仕還要再三推辭，然後正式彈冠相慶，走馬上任。隱退也要尋找合適的理由，做到滴水不漏。而陶淵明則一任自己性情，真是率意之至，純真之極，自然而然。陶淵明的真率自然在他的創作中就有很多的表現。沒有苦心經營，不去字斟句酌，而是脫口而出。清代方東樹說：“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昭昧詹言》卷四）甚至有人說他：“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作為。”（施德操《北窗炙輠錄》）這話是有道理的。陶淵明的詩作，都是道當前之景，當前之事，當前之理，當前之情。這些在詩中隨處可見：“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停雲》）“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時運》）“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責子》）我們讀著，仿佛直接聽著陶淵明就在身邊自言自語，而不是什麼專門“創作”出來的作品。全然是大白話，全然是口語，就是在韓愈等高唱反對雕琢，提倡“生活化”的作家的散文裏也很難看到這樣的白話。
陶淵明的純真在家裏也有很多表現。你看他怎麼看自己的孩子：“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責子》）從這裏可以看到陶淵明平時與孩子的關係。他數落自己的孩子們，竟然是一無是處，好像極其友好的朋友似的，直言無忌。尤其是那種明顯的調侃嬉戲的口吻，更可以看出他們父子之間素日的親密無間，儼然根本不是長輩與小輩間的關係。他的孩子不喜歡文術，而他希望他們有所長進，但毫無效果，也應該是他平時過分與孩子“打成一片”，以孩子般的相處，沒有常人家庭那種嚴父的威嚴的結果。話語間，自己這個“孩子”一般的父親形象凸現紙上。
陶淵明的真淳在社會交往中多有表現。比如《晉書》本傳記載，江州刺史王弘邀他喝酒，發現他沒有鞋子，要給他製鞋，下人給他量尺寸，他就坐在椅子上，伸出光腳讓人量。這在常人看來很不雅觀，但陶淵明隻管自己方便。家裏揭不開鍋，他就去乞討：“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一個讀書人竟然至於乞討，實在是很不體麵的事，但陶淵明不僅這樣做了，還寫下詩歌記述其事，真是天真至極！在常人看來，家裏貧窮的窘況，屬於“家醜”，更不能讓外人知道，向人乞討是斯文掃地之舉，萬萬行不得的！可在陶淵明看來，肚子饑餓就要吃，家裏沒有隻能向人要，哪裏有為了臉麵而讓肚子受餓的道理？陶淵明的“孩童邏輯”確實會讓我們許多深通禮儀之人大以為不然，讓那些舉止高雅之士掩口而笑。但是，誰都明白，陶淵明是“自然之理”，而雅士們是“文明之理”。他的行為舉止完全按照合乎自己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行。社會中的“常人”則複雜多了，既要考慮自己當下身體和心理等方麵的實際需要，更要考慮以後的影響，自身的形象，而這些就要依照社會的既定準則和規範，遵循社會的多種顯規則和潛規則，還要考慮現場景的具體而複雜的情勢等等非自我的因素。
“天真”是可愛的，但是成年人表現天真卻不是件容易事。因為“可愛”常常與“可笑”連在一起，稍不留心就會讓人覺得滑稽可笑。曆史上這樣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漢武帝時期的東方朔就是這樣。他經常用“可愛”的舉動來達到嚴肅的目的，有時因皇帝心情好而奏效，但漢武帝始終把他當作不很正經的人對待，所謂“倡優畜之”。朝中眾臣也是如此，弄得他自己也無法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可是陶淵明並沒有讓人因可愛而覺得可笑，相反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敬慕。當然也真有人把陶淵明的可愛當做小孩的天真一般，用成人的智慧來啟發他。江州刺史檀道濟就是這樣的人。據蕭統《陶淵明傳》，檀道濟去看望陶淵明，他已經“偃臥瘠餒有日矣”，就開導他：“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以社會中人的智慧來看，任何人當道都說是太平盛世，聖人再世，就不會錯，無論是魔鬼執政還是妖孽橫行，都說是盛世治世，就不會吃虧。但是陶淵明就是“幼稚”，偏偏不懂這個道理：“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雖然已經餓了幾天了，但是檀道濟給的酒食，陶淵明“麾而去之”！陶淵明雖然真純可愛，但絕不是可以被玩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性剛才拙”！（《與子儼等疏》）用魯迅的話說就是陶淵明有“金剛怒目”的！你看前人眼中的陶淵明是如何的：“其所為詩每合乎聖賢之道。”“靖節之人，聖賢之人也”！（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辛棄疾《賀新郎》）不必多舉，也不必相信陶淵明是諸葛亮式的人物，但是從中不難看出陶淵明絕不是像有人所說的“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歐陽修《戲書拜呈學士三丈》），毫無原則，人人可弄的酒鬼。他自己也述：“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身懷耿介，堅勝玉石，這就是陶淵明的品格！
我們說陶淵明的品格具有“浩然之氣”的大丈夫氣概，大概不至於會有大問題的。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天下大亂，瞬息萬變的，許多人因為有成人的“智慧”頃刻間就平步青雲。但是這並沒有擾亂他的心境。尤其是他隱居之後，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沒有心動，這不是“富貴不能淫”嗎？傳記都說他“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自解歸。”（沈約《宋書·隱逸傳》）所謂“不堪吏職”正是“威武不能屈”。他幾次出仕後不久歸家大都如此。特別是最後一次彭澤縣令任上，督郵前來巡視而縣令束帶迎接屬於一般工作程序，但是他受不了這樣的委屈，就幹脆掛冠而去！江州刺史檀道濟是當地最高的地方官，他非但不恭敬伺候，反而反唇相譏，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至於“貧賤不能移”更是陶淵明的長處。陶淵明歸隱後生活貧困，尤其是遭災後，常常受凍餒之苦，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動搖過。他說：“曆覽千載書，時時見餘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他的詠史詩中的《詠二疏》《詠貧士》（七首）等都是歌詠古代甘於貧賤而樂於守道的賢士的專篇，至於詩中提到這樣的人如顏淵、荷蓧丈人、張摯、伯夷、叔齊等等實例更是舉不勝舉。從陶淵明對這些固窮守節的古人念之彌深的情愫裏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貧賤難移的高風亮節。
清代的鍾秀說：“靖節先生品格高邁，而性情則平易近人，蓋無往不與人可以親，人亦無不樂親之之者。”（《陶靖節記事詩品》卷一）大抵概括了陶淵明品格崇高而性情平易的人格特征。因種種主客觀原因，陶淵明的交往主要限於家鄉江州一帶，但就是在這樣的範圍裏，他的交往也可以說並不狹窄。與他交往的人中間有江州最高長官刺史王弘（撫軍將軍），還有任過柴桑縣令的劉遺民等，其他的主簿、長史、參軍等低級官吏不少。他作品中就多有與他們交往贈答的篇什。從史料看，與陶淵明交往最密切的應該是顏延之，沈約《宋書·隱逸傳》雲：“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與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可以看出陶淵明與顏延之相當親密。所以，陶淵明並非對所有官場中人一律白眼相對，也有氣味相投，甚至可以天天“酣飲致醉”的。與陶淵明成為友人的，還有鄰居田父。“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移居》其一）《歸園田居》其二曰：“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與其在田間披草來往，並隻言“桑麻”者自然是經常一起在田野耕種的同道。他的孩子恐怕也是他平時玩樂的“友人”，嬉戲的夥伴。眾所周知，高僧慧遠也是他的方外之交，交厚甚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