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陶淵明不是那種讓人敬而遠之的高人或仙人，更不是讓人們虔誠禮拜的神人，而是與我們一樣有著濃鬱人間情味的“凡人”！我們翻開陶集，撲麵而來的就是那種人所共有的情味和欲念。他戀家人：“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仆歡迎，稚子候門。”（《歸去來兮辭》）“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複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止酒》）孩子的歡聲笑語，不僅可以消解他不得意的鬱悶，甚至超過了榮華富貴，成為他生活的最大樂趣。仔細體會陶淵明作品中的甘苦，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幾次違背意願，屈身出仕，應該是顧慮家庭經濟困難，有愧家人孩子所致。“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而辭官歸隱也有為家人考慮的因素在：“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與子儼等疏》）出仕乃為免除家人饑寒而屈身；歸隱也為避免俗患貽害親人而躬耕！真可謂出也慮家，入也慮家！他之歸隱不取傳統的隱遁深山，卻隱居田園，實在也是舍不得與家人分離。他回答劉遺民：“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顯然，親情使他不忍拋舍世間，隻顧自己博取隱逸高名。他的“理想”生活與眾不同：“丈夫誌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雜詩》八首其四）楊夔生說：“陶公終日兒子慮，慮及童仆、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匏園掌錄》卷下）真是道出了陶淵明對家人的熾熱之情。他在《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歸林》其一說：“行行循規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於。”在旅途的奔波中，家人和朋友是他思念的主要對象。友人友情也是陶淵明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他專門作有《停雲》詩懷念好友，並序曰：“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在春光明媚，新酒斟滿之際，朋友不至，讓他頗為失望以至於不息地歎息，可以想見他對友人的深情與依戀！詩中更是充滿了對友人的思念：“靜寄東軒，舂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雖然我們不知他思念和等待的朋友是誰，或者是哪些人，但詩中對朋友的真摯感情令人感動，哪裏有一點半點出世或者棄世的跡象？
陶淵明也愛功名。他的《雜詩》八首其五言：“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可以想見，功名之念在陶淵明自小至老都縈繞於懷。在《榮木》篇裏，他雖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卻壯誌未泯：“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其壯烈之心，雄奇之膽，功名之念何其濃鬱！在實在無望建立實際的功業情形下，他甚至覺得無功之名也是好的：“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詠荊軻》）“誰雲其人亡？久而道更著！”（《詠二疏》）荊軻與二疏都是有名而無功之人，陶淵明對他們的高度肯定，實際上就是對他們這種人生模式的認可，即在客觀上不能“誌四海”的情況下，因自己的堅守節操或驚人舉措而讓如自己一般的後人敬仰，也不失為一種不朽。《命子》與《責子》兩篇對孩子們的殷切期望，也無非傳達了他內心對功名的渴念轉而移易到下輩人的願望。
陶淵明給人的印象相當豁達，似乎對生命，對人世間的一切都滿不在乎的。其實，這也是誤解了他。陶淵明對生活，對生命是非常熱愛的。《和郭主簿》詩生動描述了他並不富足的躬耕生活，字裏行間充滿著喜悅：“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複樂，聊用忘華簪。”雖然是生活境況不錯時所作，但是對安定清貧生活的滿足之情躍然紙上。而他對生命的珍愛更是熾烈。他還對王母真誠地表達此念：“我欲借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對生命的熱愛，由此可見。“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在重陽這個飲菊花酒的節日，他因為自己對生命的留戀竟然想到“有生必有死”的自然必然規律而心焦如焚，並以酒解憂。在無酒可飲的重陽節他“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並且言：“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酒能祛百慮，菊解製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九日閑居》）愛戀生命，種著滿園的菊花，雖然無酒可飲，而以空服能遏製衰老延年益壽的菊花來表現自己強烈的生命欲求。“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雜詩》八首其一）“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雜詩》八首其七）自然的無情流逝推移，植物的榮枯，自己生命的衰老，這種不可回流的規律，讓他時時感覺到催促逼迫，而那種心理的焦慮正好是他對生命愛戀不舍的最好闡述。因愛戀生命且感自然的衰老，以至於他一直抱著恐懼的心理，並不得不以飲酒澆愁，或者麻木自己：“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甚至在看到別人墳墓時，慶幸自己的生命存在：“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主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陶淵明的思想傾向，曆代爭議不絕，各種議論都有，難有一致的看法，這也頗耐人尋味。有人認為他傾向於儒家。沈德潛說：“晉人詩曠達者引老莊，繁縟者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古詩源》卷八）連陸九淵也說：“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誌於吾道。”（《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甚至有人將陶淵明置於儒門很高地位：“即置之孔門，真可與顏、曾諸賢同一懷抱。”（溫汝能《陶詩彙評》卷首）言其詩歌幾乎全在傳達儒家之道：“其所為詩每合於聖賢之道。”（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至於今人中這樣的看法也是極多的。這種看法在陶集有大量印證：“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憂道不憂貧”自然是儒家思想，他不僅謹記在心，而且將首倡其言的孔子稱為“先師”，這是陶淵明對其他各家的先賢都沒有的稱呼，可見他服膺儒學。“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也有不少人認為陶淵明深受道家的影響。宋朝就有人這樣說：“瀟灑風姿太絕世，寓形宇內任天真。”（王十朋《觀淵明畫像》）“絕世”自然是道家本分。方東樹說他：“陶公所以不得與傳道之統者，隨老、莊也。”（《昭昧詹言》卷四）這一點，除了在詩文中有許多化用道家典故言辭外，也可以在任真自得，惜生而又樂天委運的人生態度等方麵見出。他的好多作品確實明顯表現出道家的出世思想。如：“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飲酒》其六）黃與綺是西漢初年的商山四皓中人，自然屬於道家。而他那種泯滅是非界限的觀念明顯來自於《莊子》的“齊物論”。他述自己生活說：“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與世相絕，正是道家行為。至於“養真”“任真”等等字眼在其作品中隨處皆有，所以說他有道家思想不是無據。
爭議比較大的是陶淵明與佛教的關係。有人認為陶淵明深受佛教影響，也有人堅決否定。說陶淵明思想明顯受佛教影響的，自唐朝始就有這種主張，宋朝以後更是大有人在。劉禹錫雲：“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送僧元暠南遊並引》）這是較早說淵明與佛的。葛立方更說：“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韻語陽秋》卷十二）施德操說：“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北窗炙輠錄》）鍾惺與譚元春評《飲酒》其五：“‘心遠’二字，千古名士高人之根。”甚至說“禪偈。”（鍾惺、譚元春《古詩歸》卷九）禪家這類說法則更是難以枚舉。今人丁永忠專門作《陶詩佛音辨》，不為無據。比如《乞食》篇說：“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韓才；銜載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冥報”之說，陶以前的傳統中沒有此說。雖然他並不一定相信冥報，但在這裏這樣明確地說，受佛教的影響是很明顯的。《飲酒》其八說：“吾生夢幻間，何事絏塵羈！”人生如夢之說也來自於釋家，一般比較明顯的表述在唐宋開始較多，魏晉期間很少。將人世間的生活喻為紅塵羈累，也是佛家的慣用之法。早期對陶淵明特別欣賞者中，不乏虔誠的佛教徒，如顏延之、沈約、蕭統等；中唐擊賞陶淵明者，如柳宗元、韋應物、白居易等也是著名的佛教信徒。僅以陶淵明有形逝神滅的思想和不參與蓮社，就斷定陶淵明反對佛家，是缺乏根據的，實際上是忽視了魏晉間佛教界的複雜情況。與陶淵明交往較多的慧遠確實是竭力主張“形盡神不滅”的，但是同為佛學大師的鳩摩羅什就主張“形盡神滅”論。所以那時佛教界對形神關係還沒有統一或比較一致的觀點，因此不能以此為據來斷定陶淵明的思想與佛教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