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69年1月9日，周秉和拿著伯父、伯母送的插隊禮物，帶著革命前輩的殷切希望，滿懷熱情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在1969年，有2萬多名北京知識青年響應黨中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風塵仆仆、滿懷激情地來到延安革命聖地農村插隊落戶，成為建國後第一代新式的、有文化的農民。
早在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委為了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就派出高明池等60多人組成工作組，赴北京協同北京方麵工作。同時，在延安還設立了延安師範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和銅川迎接北京知青轉運站。
為了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安，延安及所屬各縣均高搭彩門，懸掛起一幅幅“熱烈歡迎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落戶”、“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堅決貫徹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指示”等橫幅。
這項工作延續了40多天，每兩天從北京發一個專列，直到2月初。
當時，共有2萬多名北京知青滿懷豪情壯誌地到延安插隊。北京知青在延安接受鍛煉
1969年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達延安。當滿載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車開進延安時，夾道迎接彙成了歡樂的海洋。
1969年1月8日，30多名北京知識青年踏上了棗園這塊神聖的土地。
剛到時，北京的知識青年們人人身穿整潔的軍裝，個個白中透紅的臉蛋上，透露著純樸的幼蕾，朝氣蓬勃、風華正茂。
對知青們的來到，鄉親們都感到非常稀奇，特別親切，把他們三三兩兩迎進了門，問寒問暖、倒水做飯，並將他們一部分安排在半山窪上的5個石窯洞居住，一部分安排在社員的家裏居住。
當時，延安雖然窮，但人民熱情淳樸。他們像對待親生孩子那樣教知青們生活。知青剛到隊裏時，隊裏安排專人為知青們生火做飯、打理床鋪、購置灶具、配製勞動工具。
知青們的適應能力也很強，沒過幾天就熟悉了環境，並開始自己動手生火做飯，參加勞動了。一開始不會燒柴，飯總是做不熟，慢慢地都學會了。
知青們和延安的鄉親們一樣拿鋤拿銑扛钁頭，上山修梯田、進溝打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積極地投入到改天換地的勞動熱潮中去。
在同延安的鄉親們一起艱苦奮鬥的生活中，知青們不僅學會了獨立生活，也學會了克服困難。
在這塊黃土地上的每道溝岔，每塊土地，都有他們的腳印和汗水。凡是農村的髒活、累活他們都幹過。包括刨地、挖土、推車送糞、背糞、背莊稼、犁地、種地、鋤草、鬆土。甚至夜間打壩、打場、脫粒，下茅坑掏糞，從延安城內趕毛驢拉茅糞等他們都幹過。
男知青們尤其幹活能吃苦，經常和鄉親們一起挽著褲腿跳進茅坑挖大糞，一起從山上往山下背莊稼。
一次，在夏季收麥子的時候，他們從山上往山下背麥子，一個毛驢一次隻馱11捆，幾個知青卻每人一次就背12捆，撿麥穗的小學生驚奇地說：“你們比驢還馱的多啊！”
還有一次，知青們在遠離村莊的後山上種蕎麥，由於當時天幹風塵大，他們有的扶犁，有的撒糞，有的點籽，有的耱地，結果風撲全身，塵土裹麵，隻露一副雙眼、一對牙齒，個個成了“土人”。中午，他們隻喝半罐米湯，吃兩塊玉米窩窩，就又開始耕耘，一天下來樂嗬嗬，誰也沒叫過一聲苦。
女知青們也一樣不怕吃苦甘於奮鬥。有一次，在上山收麥子時，突然下起雨來，山路又窄又陡，路滑很難走，要在北京晴天都不敢走。可是，有3個女知青還是堅持和社員們一樣，背著麥捆走下山。
她們在去延安參觀時，還不忘隊裏的生產，特意推上糞車為隊裏帶回一車糞。
就這樣，北京知青們從不叫苦不叫累，起早貪黑地跟著社員鄉親們不停地勞動。他們用延安的精神、用廣大農民群眾勤勞吃苦的精神，鼓舞著自己，鞭策激勵著自己在廣闊的天地中前進。
北京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還把科學文明帶給農村。
他們給農民傳授科學知識，講山外的許多新鮮事，使千百年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陝北農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從思想到生產到生活，都悄悄地開始了潛移默化的轉變。
在當時，延安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種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燒死莊稼，是知青們耐心給農民講道理，帶頭種試驗田，逐步教會了農民使用化肥。
延安農村把女人叫作“窯裏人”，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窯裏人”不得下地幹活。
這條舊風俗卻被北京女知青張平妮帶頭打破了。
張平妮插隊陝北延安縣河莊坪大隊後，她與當地的16名姑娘一起組建了一個女石匠隊。
在張平妮的帶領下，女石匠隊颯爽英姿，甚是能幹，在短短10個月時間內，就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一條1200米的水渠，在當時被傳為佳話。
後來，延安市文化館還以她們的事跡為素材創作了一首名叫《延河畔上的女石匠》的歌，被當地人民群眾廣為流傳。
1970年4月，延安地區知青辦通過各級組織召開會議、舉辦學習班等方式，認真傳達了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對青年工作的指示，進一步解決各級領導對知青上山下鄉重大意義的認識。
從1970年4月至1971年3月，全區舉辦各種學習班19萬多期，參加學習的達425萬人次。組織188萬多人參加的宣傳隊，印發《複電》11萬份，使《複電》精神和周恩來指示基本達到家喻戶曉。
延安地區知青辦在北京知青插隊的12個縣，普遍開展“三查”活動，即：查再教育的組織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否落實；查插隊青年的生產和生活是否安排妥當；查安置經費使用是否合乎規定。他們邊查、邊整改。
通過“三查”，各知青點普遍建立了“學習日”，地、縣、社每年要召開一次上山下鄉知青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插隊青年分期分批地徒步趕赴延安革命舊址，進行參觀學習等製度。
同時，在有知青的公社、大隊設置管理知青的專幹，對生活和住房有困難的知青進行摸底排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地區黨政領導還親自深入延安縣柳林生產大隊和北京插隊知識青年座談，了解生產、生活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延安地區知青辦根據中央26號文件中“關於嚴厲打擊破壞知青上山下鄉犯罪活動的規定”，在全區範圍內開展了檢舉、揭發壞人、壞事的活動，依法處理了一批犯罪分子，進一步保護知青的健康成長。
1971年11月11日至1972年1月5日，延安地區知青辦組織“延安地區北京插隊知識青年赴京學習彙報團”，在北京市9個城區舉辦了126場報告會，有20多名優秀知青向首都人民彙報了他們的成績。演出了反映延安革命傳統和知青生產、生活、學習的文藝節目。
同時還舉辦了“北京知青在延安鍛煉成長”圖片展覽，走訪知青家長和知青帶隊幹部家屬，並舉行多場座談會。
彙報團進一步宣傳了毛主席關於知青工作的指示，增強了北京和延安人民的感情與交流，取得了首都人民對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廣泛支持。
北京、陝西等各家新聞媒體，對“延安地區北京插隊知識青年赴京學習彙報團”的活動，也做了廣泛的宣傳，營造了知青上山下鄉的良好氛圍。
延安地區還充分發揮了1200多名北京幹部的積極作用。北京支援延安的幹部都是經反複挑選派到延安來的德才兼備的幹部。
延安地區知青辦在地和各縣、公社都安排了一名北京幹部代表，地委和有些縣委還吸收北京幹部代表進入常委，協助各級黨委和政府抓知青工作。同時縣、公社政府指定專人負責聯係各知青點的北京幹部，不定期地召開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批評意見。
北京支援延安的幹部，還以公社為單位定期召開碰頭會，相互交流知青管理教育的情況和經驗。
他們肩負北京市人民的重托，牢記延安人民的期望，紮根最基層，堅持在生產隊與北京知青和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積極解決知青管理教育中的諸多矛盾問題。對於生產隊發生的問題，他們也都給予認真對待，配合當地政府妥善地加以處理，使知青上山下鄉的工作有了堅實的基礎，麵貌煥然一新。
廣大農民都親切稱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好幹部”。
1970年，在“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精神傳達後，北京知青心情激動、鬥誌高昂。他們決心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教導和延安人民團結一致，為徹底改變延安貧窮落後的麵貌貢獻青春。
北京知青們在宣傳、貫徹、落實“座談會”精神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個個新的成果。在科學種田方麵，僅北京知青與當地農民種植試驗田就達2900多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