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座談會”精神後，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延安地、縣、區都成立了知青上山下鄉辦公室。公社、大隊、生產隊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組。全區知青管理幹部隊伍約300多人。
延安地區先後也派出600多名幹部帶隊和知青們一起到農村戰鬥，協助農村社、隊作好知青安置工作。
延安地區黨組織還把毛主席給延安人民的複電，毛澤東選集發至社、隊，組織知青學政治、學文化、學農業科技知識。
老紅軍、老黨員、老幹部當教員，向他們進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革命傳統教育，讓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地縣黨組織還組織知青們參觀毛澤東在鳳凰山、楊家嶺、棗園、王家坪革命舊居及延安革命紀念館。
還組織知青們參觀昔陽大寨、林縣紅旗渠、河南郟縣大有作為大隊和湖南株洲等地。
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促使延安各項工作發生巨大變化，也使延安的知青工作邁上了新台階。
三、全國知青紮根農村
●1966年12月29日，蔡立堅瞻仰劉胡蘭烈士墓時，淚如泉湧。於是，他下定了決心：“返回去，建設杜家山!”
●知青們響亮地說：“毛家山石頭硬，沒有我們的決心硬。就是鐵鎬下去冒火花，也要讓它長出好莊稼！”
●重慶知青王光照成為土工程師被當地人民親切地譽為：“我們的土工程師”。
● 全國知青紮根農村廣州知青林超強拒絕誘惑
1964年深秋，一列從廣州開往深圳的列車，滿載著到邊防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飛快向南馳去。列車上，一位身材結實的青年倚窗而坐，他就是林超強。
遼闊的田野，富饒美麗的南國景色，沒引起他多大興趣。此刻，對上山下鄉這條道路的抉擇情景，卻縈繞腦際。林超強的姑姐、表哥都在香港，一個是公司股東，一個當商店老板，他們寫信，希望林超強去香港幫他們的忙，並答應為他辦理出港手續。林超強母親也喜出望外：一心想著兒子的就業問題有著落了。
正在這時，黨向廣大青年發出了召喚“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農村還是去香港？需要林超強抉擇。對生活道路的選擇，有的人貪圖悠閑，追求享受。而有誌氣、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則相反。
林超強是個有誌氣的青年，他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自己終生奮鬥的目標。
列車在奔馳。放眼遠眺，一片片望不到邊的農田流金溢彩，多少勤勞的人民在這廣闊無垠的土地上為建設美好的家園而辛勤勞動啊！林超強沉思著，向往著，恨不得馬上飛到那插隊落戶的地方：蓮塘大隊。
蓮塘大隊位於梧桐山麓，深圳河上遊，與香港新界隻有一溝之隔。山腳邊，小河旁的鐵絲網像一條灰色的遊龍朝遠處伸展，這就是邊界線。
白天，對麵掛滿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廣告的汽車，在眼前穿梭奔馳；晚上，陣陣聲嘶力竭的西方音樂隨風飄來，直噪人們的耳膜。林超強就在這特殊的分界線上開始新的生活了。一方麵他感到黨無比信任他，讓他在邊防線上戰鬥接受鍛煉和考驗，內心充滿了光榮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麵，他對自己能否經得起邊防前哨的風雨吹打，完成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曆史使命，又感到任重而道遠！他暗暗下定決心，要爭口氣，做一個堅強的戰士，不給新中國的青年一代丟臉！
這時，有人對林超強說：“到香港去，過西方現代化生活，你還在這裏當淺水田螺？”“放著港幣幾千元不賺，卻在蓮塘大隊撈幾張人民幣，豈不是自找苦吃？”
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誘惑不了林超強；邊防線上的風風雨雨，摧垮不了堅強的林超強。相反，更加磨煉了林超強的意誌。
下鄉以來，林超強做過記工員、出納員和售貨員，也當過生產隊長、副大隊長、民兵營長和團支部書記。隻要是黨的需要，群眾信任，他都樂意幹。林超強多次出席了省、地、縣知青積代會，被團省委評為“新長征突擊手”，報紙、電台宣傳過他的事跡，中央電視台還拍攝過他的電視片。
林超強從沒躺在功勞薄上，從不考慮個人得失，隻知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埋頭苦幹。在1969年，林超強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有人卻認為林超強是個“傻仔”，是個“怪人。”要說“傻”和“怪”，莫過於1972年的那樁事了。
那年夏天，離蓮塘較遠的西嶺下生產隊，隊長和一些勞動力外逃香港，領導班子癱瘓，人心不定，田地丟荒。那時正值“雙夏”大忙，眼看晚造禾苗就有插不下去的危險！在這緊要關頭，大隊黨支部決定派林超強到這個隊當生產隊長。
當時，林超強已經成了家，有了小孩，要搬到西嶺下生產隊，會帶來一連串的困難和問題。一是住房問題，在蓮塘住的房大屋新，寬敞舒適，到西嶺下隻能住破舊房屋。二是經濟收入問題，蓮塘生產隊收人高，到西嶺下，夫婦二人一年要減少300元的收入。三是以後小孩讀書要跑幾公裏路。
對於大隊的決定，是先權衡自己的利害得失，還是勇挑重擔，知難而上？林超強的回答是明朗而幹脆的；黨需要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
年輕的生產隊長，很快地來到了社員群眾中間。他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廣泛地發動群眾，大講“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道理，挨家挨戶和社員促膝談心，談邊防農村的前途美景，穩住大家的陣腳。下隊第二天，林超強就同老農一起，光著膀子下田。那時，全隊13個勞動力當中，婦女占了12個，林超強成了“娘子軍”的“黨代表”。
為了組織婦女犁田耙田，林超強動員自己妻子帶頭下田，經過一個多月連續戰鬥，終於不違農時地把全隊晚造稻田插下去了，秋後獲得了豐收。為了徹底改變這裏地瘦人窮的落後麵貌，林超強和幹部、社員一道，爬山涉水，做了改造自然條件的新規劃。他們開挖了一條大的排水溝，築了兩條機耕路，購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機，兩台水泵，三部脫粒機，辦起了果林場和養豬場，並實行科學種田，初步改變過去粗耕粗作，旱澇失收的狀況，西嶺下的農業生產不斷得到發展。
在林超強的帶領下，幹部群眾同心同德建設邊防，發展生產，在四化的道路上飛奔。後來，生產隊抽水有抽水機，犁耙田有拖拉機，打稻子有脫粒機，送糧運輸有汽車，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他們還充分利用邊防的一些有利條件，開展多種經營，增加了收入，家家戶戶添置了電視機、收錄兩用機、電風扇、電飯堡……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梧桐山下的桃花開了又落了，大雁飛來又飛去了，轉眼到了1979年春天。
深圳市成立後，邊防農村的經濟建設實行了特殊政策，采取靈活的措施，生產、生活有了新的起色。由於工作需要，林超強夫婦時常要進出香港。
一次，由於工作關係，林超強在香港會見一個做生意的老板。工作之餘，老板“關心”地對林超強說：“林先生，依你的才幹和膽識，在香港包你三五年便可發達。這次來了就留下來吧？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啊。先在香港申請領取身份證再說……”
“請不要誤會，我到這裏來是工作的需要。我是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個公民，生活美滿幸福，為什麼要向港英當局申請身份證？”麵對挑唆，林超強斬釘截鐵地作了回答。
從香港回來的那天晚上，林超強翻來複去不能入睡。當年受到敬愛的周恩來邀請參加國慶招待會的幸福情景，又展現在他的眼前。
1975年5月，林超強作為知識青年代表到北京開會。9月30日下午，國務院的一位同誌來到林超強的住地，送給他一封請帖：周恩來邀請你今晚出席國慶招待會。
捧著請帖，林超強心裏像有隻小鹿在跳，一股暖流頓時湧遍全身。難道這是真的麼？一個普普通通的下鄉知識青年，竟然受到周恩來邀請參加國宴，這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啊！林超強的眼睛濕潤了。他想：周恩來日理萬機，還無微不至關懷我們下鄉知識青年的成長，我們知識青年一定奮發努力，不負總理的期望和囑托。
林超強懷著把邊防村寨建設得更加美好的崇高理想，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以永不歇腳的戰鬥步伐，為邊防農村早日實現四化不斷做出新的貢獻，把祖國家鄉建設得更加美好。西安知青戈衛決心當農民
1968年12月26日，陝西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高中畢業生戈衛，在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同西安的29位知青一起，滿腔熱血，懷揣理想來到了寶雞縣碼頭村插隊落戶。
戈衛生於西安一個書香門第。戈衛的父母都是醫大的知名教授，父親是我國最早的為數不多的腦神經外科的專家。母親為醫大的婦產科專家。
戈衛的父母對兒女的要求不是你應不應該做什麼，而是不管你做什麼都要認真去做。當戈衛決定留在碼頭村當一輩子農民時，父母隻是說：“你考慮好，一旦選好這條路，就要走下去。”
1972年，戈衛當上了碼頭村村幹部。上任後，他和魏文傑一起，帶領村民曆時3年修成了引水渠，引來織女河水用以灌溉，改變了村民耕作靠天吃飯的狀況。
在當時，碼頭村與絕大部分農村一樣，在糧食種植上一直徘徊在老品種、老作物、老產量的路子上，2800多畝耕地產量一直保持在40萬斤的水平，最低的年份隻有36萬斤，畝產不足130斤。
戈衛認為，改變低產麵貌的途徑首先是在糧食品種上下功夫。於是，由戈衛負責的科研室於1971年用河南博愛農場和西北農學院的良種育了10畝種子田、70畝試驗田。
從整地、下種、施肥、作物到收獲的全過程，戈衛都建立了檔案記錄，詳細觀察發芽、出土、生葉、鋤草、防蟲、雨量、光照等生長規律。
1972年，戈衛又主持繁育了“陝玉六六一”玉米良種7000多斤，“晉雜五號”高粱良種1000多斤，20畝玉米試驗田連續畝產超1000斤。
到1974年，科學種田之花終於結出了大麵積的豐收之果，全大隊糧食總產比上年增長52％，戈衛所在的第三生產隊更是增長69％，創造了畝產率先達到《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數量的紀錄。到80年代初，在糧食生產麵積由於發展林果業而減少到1600畝的情況下，總產一舉突破百萬斤大關。
為了增長糧食產量，在農田基本建設的工程中，戈衛在技術性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他買來水平儀，與一名木工一起白天測量，晚上計算哪塊地下挖多少，哪塊地上墊多少，直熬到半夜。當時許多村平地無經驗而且圖省事，把熟土墊到了下邊，生土留在了上邊，導致連續幾年減產。碼頭村卻剛好相反，他們學習外地經驗，不僅把一層一層的梯田修整得如櫃子的隔板一樣平，而且由於“倒土平地”而年年增產，受到了縣委通報表揚。
戈衛為碼頭村的生產發展做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他試種了當地從未種過的黑小麥，並且試種成功。於是，戈衛喜滋滋地拿著用這種麵粉蒸的饅頭挨家挨戶請農民品嚐。
1978年，在戈衛的帶領下，村裏又建成了一座30千瓦的小水電站，結束了碼頭村無電的曆史。
麵對著貧窮落後的村莊，戈衛把自己融入到碼頭村，在這裏紮根奉獻幾十年如一日。
戈衛作為12名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知識青年代表之一，為了堅守那塊心靈的淨土，和自己的諾言，他放棄了招工、回城、轉幹等機會，甚至放棄了團市委書記的職務，而默默奉獻，堅守在這片他深愛的碼頭村。
戈衛已用自己60歲的生命曆程並將繼續用未知的全部生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個一言九鼎的老知青、新農民。
後來，當有人問戈衛，當初為什麼要留下來時，戈衛說：“我不是救世主，但我願意以這種最貼近農民的方式來感受、推動農村進步。”
問他是否後悔當初的選擇時，戈衛說：“我從未後悔過，因為它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了。人活著就得幹點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願活著。這種超脫讓我的精神世界無比充實。”
戈衛還說：“幸福其實就是奮鬥過程中的一種美好感覺，就是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長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會又能實現自身價值的事……”鄭州知青薛喜梅的農民情結
薛喜梅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她從小就養成了愛勞動的習慣。學習成績總是全班第一名，但是，她從不驕傲，還愛幫助學習差的同學。
1968年8月24日，薛喜梅和她的夥伴們，響應黨的號召，告別了鄭州，來到了郊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在板廠大隊落了戶。
薛喜梅和同學們受到鄉親們的熱情歡迎，同時，他們也決心要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一個美好的新板廠。
薛喜梅他們經過實地考查，大膽地向生產隊長提出建議：填平那些溝溝窪窪，擴大耕地麵積，改變人多地少的局麵。合理化建議很快得到了幹部和社員的讚同。
當年冬天，板廠大隊開始了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冬季農田基本建設。寒冬臘月，滴水成冰，幾耙下去，隻在凍土上留下幾道白印，一鍁下去，凍土飛濺，虎口欲裂。薛喜梅的手背手心，迸開一道道的裂紋，淌出血跡……
薛喜梅和板廠的社員、知識青年們付出了4個冬春的辛勤勞動，終於填平了兩條大溝和許多窪坑，擴大耕地麵積40畝。全部耕地又平整一遍，還打了機井，旱地變成了水澆田，糧食產量開始逐年上升。到了1979年，已經由原來的畝產300多斤提高到14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