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興》中，賈平凹將寫作觸角深入而細致地探入到這些底層打工者的生活世界和他們的靈魂世界，既還原了他們貧窮、卑微、被隔絕的城市生活，又深入到這些打工者的內心，表現他們的生活態度、倫理情感，寫出了他們離鄉未離根的鄉村文化價值觀念和性格成因。他們的勞動態度、性格特征、生死觀念，甚至性文化無一不深深地打上鄉村文化價值觀念的烙印。鄉村文化價值觀念和現實的城市生活遠遠不能融合。他們離開土地到城市求得生存，但他們又不具備城市文化所需要的勞動技能和文化素質，所以他們隻能被“拋”入城市中，如浮萍般飄搖。“城市文明作為一種誘惑，一種目標，時時吸引著大批鄉村追隨者，而鄉村追隨者為使自己融入城市，必須要經過一番脫胎換骨的思想蛻變過程”，這種脫胎換骨的最大阻力，就是與農民工的性格特征、生活態度甚至行為方式融為一體的鄉土文化價值觀念。鄉村文化觀念與城市文明的“文化落差與反差”是導致農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最大阻力。作為底層打工的農民群體，如何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如何成為城市文化的有益組成部分，如何在不斷改變和適應城市物質生活的同時改變自身的精神世界以適應城市的文化生活。這是作者對新時代離土農民真實生存境遇、性格成因和文化心理的思考，就不僅僅隻是在作品中提出農民工這一社會問題，而是從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內涵揭示出他們生存處境的根本原因。與同時代人的關注當下農民工問題的“問題小說”相比，表現出相當深厚的文化內涵。
二、底層視角與知識分子立場
底層視角，主要指敘述者的敘述話語來自真正的底層生活，並以底層人的視野關注正在經曆著的底層人生。“所有底層敘述都是作為一種話語實踐而存在，它們或者是權威話語實踐的產物，或者是知識精英話語實踐的產物。”《高興》創造劉高興第一人稱限製敘述視角，劉高興是底層生活的經曆者，他所操持的是來自底層的“元話語”。從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的位置關係而言，劉高興既是底層生活的敘述者，又是底層生活的見證者，作為敘述者的劉高興與被敘述的底層生活世界就不是居高的俯視或旁觀的賞玩，而是真實的底層生活在演示。從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的態度關係而言，劉高興具有的雙重角色和身份，所具有的底層生活經驗，使敘述者的靈魂能夠更貼近底層人的內心世界，感受弱小群體所受到的歧視和傷害。尤為重要的是，通過劉高興的底層視角，避開廣闊紛紜的各類政治、經濟事件的幹擾，以劉高興為中心，聯絡起與劉高興有關的各色人等和各種事件，限製了敘述窨，但同時延展了敘事的信息含量，使作品便於表現更開闊的生活世界和更本真的生活細節。
劉高興作為底層敘述者，主要承擔著“傳達”和“講述”的功能。他傳達底層生活的信息，講述底層生活的故事。作者創造這樣一個貼近底層人物事講述底層的各態人生，“正像生活在場一樣，不知以其存在在表演”，從而展現出開闊的農民工城市生存圖景。
忠厚、肯勞作的五富，從不憐惜自己的體力，就像土地上的“螞蟻”一樣，默默耕耘，隻為求生存，卻也在城市中丟了命，麵對五富的屍體，其妻在意的不是五富可憐的勞動所得；與五富同居“剩樓”的黃八，因常年在外打工，其在家的妻子卻被人拐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沒有寄托，用掙得的錢尋求肉體的安慰和欲望的發泄，變成了動物一樣的城市裏的遊魂；杏胡和種豬的生活經曆更為苦難，留守在家的老母和一對兒女，因為一場意外，老母親竟被火活活燒死，而他們的城市生活最後因法網無情而鋃鐺入獄。劉高興視角之下的五富、杏胡、黃八和種豬，他們有生存的欲望，肯吃苦，也想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但無一例外，除了生活環境和物質生活被隔絕外，他們的人生命運和人生處境都很悲慘。他們表現著底層人物生存的辛酸與生命的苦難，在他們身上表現出個體生命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脆弱、無助、彷徨與無奈。他們是一群城市裏被動生存的小人物，他們的命運如同“苞穀稈一樣脆弱而飄搖”。
在劉高興底層視角的觀照下，文本展示了一群底層人的生存悲劇和靈魂悲劇。“沒有曆史事件本身是內在悲劇性的”，“對曆史采取不同的敘事觀點，就可以賦予事件不同的意義”，正是在底層敘事悲劇結構的背後，我們看到了“隱含”著的作者的批判意識。隨著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確實取得了進步。但同時也使大量的農村人口喪失土地，大量遷移到城市。在以經濟效益論成敗的現代化背景下，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如何選擇自己的價值立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通過對中國農民工整體生存圖景的展示，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不是從曆史文明的角度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作曆史主義的評價，而更多的是從倫理人性的角度，通過關注底層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人生命運，對進城農民工的生存現實進行精神探尋和道德批判。“在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的對撞中，我們不能掩蓋現代文明給人帶來的肉體和精神的戕害”，“農耕文明在擺脫物質貧困的同時，不得不吸附在城市文明這一龐大的工業機器上走向曆史發展的未來；而正是城市文明的這種優勢又迫使農耕文明屈從於它的精神統攝，將一切帶有醜與惡的倫理強加給人們”，在《高興》中，正是透過五富、杏胡們的被動而脆弱的生存，孟夷純和石熱鬧們的精神迷失和靈魂異化，說明文明的進程對底層人性的戕害。在對城市底層苦難人性的描述中，用人性的尺度，來衡量文明社會的進程，進而達到社會批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