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葆華
關注底層民眾，直麵底層生存，一直是近年小說創作中一個熱點。一向不喜歡追逐文學潮流，與潮流總不大合拍的賈平凹近年也一反常態，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底層民眾，加入到了底層民眾，加入到了底層敘事這一熱潮之中。繼寫農村文明逐漸凋落的《秦腔》之後，他的新作《高興》又在寫失去土地的鄉下人在城市裏的生活。小說中的主人公劉高興先是將自己的一個腎賣給了城裏人，後又與同鄉五富來到城裏撿破爛。他力圖親近城市，強烈地想成為一名城裏人，但城市卻冷漠依然，並給他帶來始料不及的命運。他愛上了孟夷純，但是他們並沒有正果。最後在一次挖地溝中，同伴五富因病死去。他背屍還鄉，又被警察發現。送走五富的老婆去火葬場之後，他一個人在火車站外遊蕩，覺得自己像個孤魂野鬼，茫茫然不知何歸？《高興》表現的是現代中國城市化過程中鄉土的崩潰和農民的無根狀態。劉高興進城的故事其實是一曲底層人們困窘而又強悍的人生壯歌，是一部人在路上卻無路可走的社會寓言。
一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耕地麵積在不斷地減少，愈來愈多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城裏尋求新的生活。可城市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納他們呢？恐怕最容易被接納的是他們強壯的體力，而不是他們這個“人”。在城裏人的眼裏，外來的鄉下人始終是一個“他者”，是不可能進入他們的生活圈子，融入他們的生活之中，並且在他們的內心裏，“鄉下人”這個名稱常常和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狹隘自私，甚至髒臭等聯係在一起。而在鄉下人自身，生活環境的閉塞、經濟的窘困、文化的貧乏、曆史積澱的小農意識，甚至他們身上的土氣也使他們在麵對都市生活、麵對城裏人時常常自慚形穢，手足無措，流露出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孟繁華先生認為：“鄉下人進城就是一個沒有曆史的人，鄉村的經驗越多，在城裏遭遇的問題就越多，城市在本質上是拒絕鄉村的。因此，從鄉下到城裏不僅是身體的空間挪移，同時也是鄉村文化記憶不斷被城市文化吞噬的過程，這個過程對鄉村文化來說，應該是最為艱難和不適的。”同樣對於進城的劉高興和五富們來說，也是最為艱難和不適的。因為在城裏，他們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連根拔起，他們大多依然生活在與故鄉群體的文化模式不可分割的聯係之中。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永遠揮不去的是對故鄉的懷戀。但是，這種懷戀實際上隱含著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即雖無法融入都市的文化環境和群體，但城鄉物質文化的差別卻又使他們不能就此回鄉，回到過去的生活。這種肉體上的堅守與精神上的漂泊背離的矛盾也就促成了他們尷尬的生存狀態。一方麵，鄉下人不把他們看做是純正的鄉下人，因為他們中不少人外在物質與內在精神早已不同於生活在鄉下的鄉下人；另一方麵，城裏人又不把他們看做是城裏人，因為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文化精神上，他們仍然保留鄉下農民的許多特征和習慣。因此他們大多麵臨著一個文化身份認同危機問題。傳統鄉村的文化身份是單一的、統一的，甚至是邏輯的，因而在人們對鄉村的集體性想象的描述中，往往將它詩意化、審美化，根據這樣的認知表達出的往往不再是“經驗”，而是“想象”。而城市的文化身份則是多元的、不統一的，甚至是非邏輯的，而在人們對城市的集體的想象性敘述中，卻往往將它整體化、中心化、邏輯性起來，從而導引出對城市的公共性認知，並在此基礎上，表達城市“經驗”。同樣根據這樣的認知表達出的往往也不再是“經驗”，而是“想象”。賈平凹的《秦腔》打破了傳統文人筆下的“鄉村夢幻”，給我們展示出了鄉村頹敗、荒蕪的現實狀況，終結了鄉土文學的詩化敘寫，實現了鄉土文學劃時代的變革。《高興》則以一個城市生活邊緣人的視角來觀察周圍的人群，打破了一般農民工文學作品中“城市猛獸”式的集體性想象或隱喻化的描述，用一種寬容而慈愛的筆調，給我們展示了城市的萬象之態。在某種程度上，《秦腔》和《高興》這兩部作品在文學史的意義上分別改寫了我們對城市和鄉村的想象。著名的評論家賀紹俊說，城市就像一個很巨大的磁場，牽引著像劉高興這樣的農民工的心，“一旦他們有了把希望寄托在城市的時候，他們可能就很難回去了，但他們又不是城市人，靈魂可能還遺落在鄉村，他們在城市的生活就是失魂落魄的生活。對於城鄉衝突，賈平凹不像沈從文那樣，采取傳統文人的處理方式，將鄉村作為一個田園詩意般的精神家園棲身於此，他是在既感受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端，又感受到城市化積極的一麵，他才會有‘回不去’的精神狀態。劉高興這樣一個農民工，實際上也給了賈平凹化解現實矛盾的一個武器，就是一種高興的精神狀態，如果說以前在城鄉衝突中他老是不自覺地退縮到一個弱者的立場，那麼到了《高興》變成了一個強者，當然這多多少少類似於堂·吉訶德的精神，但他畢竟有了一種自信，有了一種樂觀向前的狀態。對於劉高興來說，雖然回鄉是一條不歸路，但他繼續呆在城市，我們仍難以預料是什麼樣的結局。如果把劉高興看成是鄉村走出的清醒的堂·吉訶德的話，或許他將會改寫堂·吉訶德的不幸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