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物設計簡單化。與這種故事敘述情節相適應，這部作品的人物設置也非常簡單化。這部作品中，沒有複雜的人物關係，主要就是高興與五富，更多的是圍繞高興出現了那麼一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與高興的關係也非常的清晰明了。可以說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中的幾個清晰的人物。
第三，去鋪排而嚴收束。這部作品的敘事，實際是非鋪排化的，而是一種收束式敘述。與《秦腔》相比，這一點就顯得更為清楚。《秦腔》是一種鋪排式的，不斷地生出枝葉的敘述，而且結尾也是開放式的，留有非常大的空間。《高興》幾乎把繁枝都剪去了，隻留下主幹，在這個主幹上，清晰地躍動著高興和他的幾位同輩。作品開頭在火車站，中間是一種回述，結尾仍然回到火車站，這種敘述是自封閉性的，這正好與作品的整體敘述風格相適應。同時，作者還注意擴大了敘事空間，敘述中，生發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給讀者留有想象的空間。這種外在形式上的自封閉式與內在想象的豐富性形成了簡約敘事的內在張力。
四、賈平凹與現當代文學視野中的《高興》
可能引起人們質疑的是：主人公劉高興作為一個拾破爛者，他們的思想、情感、文化、精神卻是如此的豐富，高雅。真可謂是破爛人生，燦爛活著。這真實嗎？筆者認為，這恰恰是反映了作者對農民情感的深度了解和把握，也就是作品其價值所在或者探索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1.題材上的特殊性
寫拾破爛者，這在賈平凹的創作中，與其始終關注社會下層人生存狀態與命運相一致，但是，又有其特殊性，高興及其群體經濟上是最窮的，生存狀態處於社會最下層，政治上可以說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並且是被社會、被人們所忽視的群體，這在作者的創作中是一種新的開拓。就現當代文學創作而言，寫下層勞動者的作家，如魯迅、老舍、趙樹理，以及新時期諸多作家，如餘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等等，但寫拾破爛者則是絕無僅有的。拾破爛者比阿Q、洋車夫，以及新時期農民工的地位更低下。
作者在《高興·後記》中寫道：“劉高興是我同學，他也給我寫，而且文筆還特別的好，他總說自己是閏土，我說你可千萬不要說這話，我又不是魯迅。”劉高興當然不是閏土，他們所生活的年代不同，閏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背景下的飽受欺壓的農民。他麻木、愚昧、無知，而高興卻是社會主義曆史轉型期的農民，是21世紀的農民。他有知識，有理想，有精神追求，一心想成為城裏人便是他的人生追求。如果說高興是閏土，一定是當代的閏土，是有了全新變化的閏土，因為高興身上負載著時代與曆史文化更多的內涵。他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就是悲劇命運，隻不過悲劇的性質不同罷了。對高興來說，進城後，他必然要麵對失去土地的流連不舍的感觸，這在他內心深處是不可抹去的情感。再則，麵對一個城市，他怎樣去麵對新的世界，新的生活，這是他乃至整個農民工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當對舊的問題還沒解決而又麵臨新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實際上也在演繹著一場不同於閏土命運悲劇的新的悲劇，這是必然的。如作品中的五富，進城拾破爛，喪命於城市，劉高興將他屍體背回了農村，暗示了他們這樣的農民在農村無出路，來到城裏也照樣出路難找，最終隻能“打回老家去”。
2.精神情感與文化心理的剖示
作者對高興精神情感的剖析，主要表現在情感上他有追求，城裏有他喜歡的女人，他生活有情調，會吹簫，懂天文地理，甚至會賞字畫，比較高雅。因為他畢竟是農民，嫌貧嫉富，仇恨城市，作者對農民文化心理也進行了刻畫，高興極力想使自己成為城市人，不僅從他的衣著上寫，還從他的言行舉止上寫，這些外表的特征表明他是城市人，從內心上高興盡力使自己丟掉農村人的習慣，一改農民意識用市民的心態看待事物。從外表到內心他極力地想融入這個城市。某種意義農民進城也是在適應城市和改造自己的過程，作者對他文化心理的刻畫與魯迅相一致，是一種繼承但又有所發展。深度不同，“魯迅深刻，不僅在於寫出農民生活的痛苦，而且在於寫出了他們不能認識痛苦的根源，不能反抗造成痛苦的社會的可悲的靈魂。魯迅寫農民，筆鋒透入三個層次：一是生存境遇，二是道德境界，三是精神文化心理狀態。在這三個層次上混合著複雜的感情往往是‘悅其質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又慨其麻木’。尤其是後者，既對農民的精神文化心理狀態賦予深沉的憂慮”。賈平凹不是這樣的，他是站在與農民平等的地位上去敘寫農民的，不是啟蒙與被啟蒙的關係，也不是俯視者和拯救者的態度。相比較魯迅的深刻，賈平凹對農民則是理解與包容，多了些平實地引導。更多的作家，對於高興式下層人物的描寫，更注重於生活與生存狀態的敘寫，而對於他們精神後麵的追求是給予忽略的，與老舍的《駱駝祥子》等比較可看出這一探索之價值，祥子沒有什麼精神追求，隻知道攢足錢買車，在買車一次次失敗後，他開始墮落，上演了生活與精神的雙重悲劇。而高興雖然在五富死了之後，把他送回了農村，但是他自己卻留在了城市，他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喜歡的女人，他一定要成為城市人，他沒有放棄追求。
3.《高興》中所顯示的作家情懷與立場
文學作品的題材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以怎樣的目光、立場、視野去審視題材，開拓題材，卻是存在著巨大差異的。鄉村題材，自五四以來，是中國作家非常關注，並致力敘寫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學創作類別。就是賈平凹自己，對於鄉村生活的敘事，在他的創作中，也是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比較來看，不僅在當代，就是現代，賈平凹是以其對於農村生活敘事的平民情懷和民間立場而著稱的。平民情懷敘事，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平民的生命情感、情懷，來把握鄉村生活，來審視平民及其性格。很顯然，在這部作品中，賈平凹仍然堅持了這種平民情懷。不論是就作者與高興的原型的關係來看，他是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農民同學的，還是從作品的主人公高興的敘述來說，作者並不是以一種高興在上的姿態或者超然其上的情感去敘說的，而是以一種平等的姿態來敘說的，作者在相當的程度上，是以人物即平民百姓高興式的情感、情懷來敘說的，將自己的情感與他們融為一體。
對於高興們的價值判斷，以及他們生活的敘說，作者采取的是一種民間的立場，不可否認，在有些地方的把握上，作者表達了與社會或官方的某種一致性，但是從總體來看，賈平凹是以民間的視野來審視、把握、敘述他們的生活的，因而，包括許多生活的細節或情景，其價值和意義的開掘、剖示也就明顯的是一種民間的。他沒有對高興們進行指責，而是表現出更多的同情，甚至認同，並由此做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或者說，這是一種去官方化、去知識分子化的一種民間化的敘說。正是如此，顯示出了《高興》以及賈平凹文學創作精神的難能可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