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賈平凹《高興》
武媛穎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假，其實又何嚐不是“一方水土養一方文”呢？作為西安人，我對堅守在故鄉這方熱土“以養浩然之氣”的賈平凹是格外欣賞與關注的。
農村出來，站在城市人的角度重新審視農村的生活，賈平凹的身份是雙重的。這位一直站在中國文壇“風口浪尖”，受到褒貶紛爭的陝西作家“無論怎麼寫，筆尖都是有溫暖的”，“不管寫城市生活還是農村生活，都是有感而發，都是事關痛癢，都是一吐為快。”
如果說東北高密的那片黑土地造就了莫言汪洋恣肆的想象力、詭秘奇幻的氣息，造就了《紅高粱》係列小說；那麼西北這片黃土地卻造就了賈平凹深沉中透出的俏皮的幽默、樸實而厚重的筆觸，造就了《商州初錄》、《浮躁》、《高老莊》、《秦腔》，也包括新近出爐的《高興》。
可以說，是鄉土情結成就了這個文壇“鬼才”。賈平凹曾在創作《高老莊》時表示，“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注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
正是出於這種現實主義精神，描寫“農民進城”為主要內容的新作《高興》才應運而生，這其間也是曆時五年，五易其稿，創作的艱辛可見一斑。
《高興》以人名作書名，書中主人公劉高興原名劉哈娃，是清風鎮農民。帶了一雙失敗婚姻留下的鞋子，懷揣著他做城市人的夢想，帶著同村五富來到西安城，生存的方式是在同村人韓大寶的手下收垃圾。他們想要努力工作、生活，成為堂堂正正的西安人，可現實的無情，城市的冷漠無時無刻不在驅逐著他們，摧殘著他們。他們用夢想衝淡憂傷，用樂觀打敗困難，用幻想安慰失望，用友情相互溫暖，用惺惺相惜贏得友誼，換取淺薄的愛情。
在這個充滿了辛酸笑容的浪漫故事的表象背後，隱含了賈平凹巨大的、揮之不去的心理焦慮：這就是在現代性的過程中，中國農民將以怎樣的方式生存。
從《廢都》到《秦腔》再到《高興》，賈平凹由城而鄉再由鄉而城，他並不疾言厲色地批判都市文明病，麵對無處不在的現代性鄉愁和無往不遇的滄桑，他挽悼、傷逝、懷舊，總是一副哀而不傷、貴柔守雌的姿態。如果說《秦腔》是寫土地上的農民，那麼《高興》就是寫離開土地的農民。
可貴的是，《高興》中描寫最底層人民生活狀態，賈平凹並未采用苦難寫法，而是另辟蹊徑，用他獨有的幽默與溫情抒寫以高興為主的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掙紮，含淚的笑讓人更感沉思。
主人公劉高興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這個“新人”形象雖不能代表大多數進城農民形象，但卻有其自身的審美價值，也是賈平凹對其創作的突破。他的身上有著類似“文人”式的憂傷與理想，可以視為作者在小說中的投影。高興是與眾不同的：會吹簫，聽鳥叫，欣賞雲彩與花朵，能糾正商鋪招牌上的錯別字。他具有“新市民”的主人翁意識，認為“路邊有一棵樹被風刮歪了，你要以為這是咱的樹，去把它扶正”。他具有正義感與普通農民沒有的智慧；他為了製服肇事企圖逃逸的司機，不惜獻身撲在車前蓋上；他略施小計就搞定了刁難五富的門衛；他用廉價的西服皮鞋就唬住了惡意扣押保姆翠花身份證的房東。自信能幹的高興身上仍具備中國農民那種誠實、忠厚的高尚品格，對五富友愛，對孟夷純情深。這個自命不凡，頗有些清高並自視應為城裏人的“劉高興”似乎也透著些阿Q的影子。但阿Q是麻木不仁的，而劉高興卻清醒得有些異常。他對進城農民如何融入城市的生存法則的總結：“城裏水深著呢，要學會保護自己。咱能改變的去改變，不能改變的去適應。不能適應的去寬容，不能寬容的就放棄。”讓人不禁為他的生存哲學拍手叫好。當有人傷其自尊時，他起初有些憤恨難過，但馬上就想開了：“遇人輕我，必定是我沒有可重之處麼，當然我不可能一輩子隻拾破爛，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識珠呢？”劉高興的過人之處使他成為天然的“領袖”人物，可就是這樣一個“十二能”，他也始終沒能擠進城市的大門，“在火車站的廣場上遊蕩，覺得自己像一個孤魂野鬼，不知道該去哪裏。”
由於劉高興形象的典型獨特，雖有創新卻有失真之嫌，略顯單一。在我看來，《高興》中為數不多的人物裏，五富是最具代表性的農民形象。還有杏胡，雖然筆墨不多，卻是血肉豐滿，形象鮮活。
五富是劉高興的保護對象，他沒有做城裏人的願望，隻是進城多掙幾個錢，使妻子和三個兒子過得好一點，目的簡單而單純。他膽小、怕事、粗笨、邋遢，卻賣力、拚命。“你扇他，他還給你笑，這就是五富。”五富雖然逆來順受，卻控訴著社會的不公，“掙的錢在哪兒？那些富人開著小車，戴著金鏈，裝著信用卡，喝著茅台。他們那麼多錢了還要掃樹葉一樣攬錢，錢也是勢利鬼，誰越多它就往那兒去！”這真實地反映了所有底層人民在經濟浪潮中的卑微地位與生活環境，也暴露出社會體製改革和人性中的某些弱點。他啃著發黴的幹饅頭，天黑了也不在大街的長椅上稍稍休息一下，為了趁回家前收到更多的破爛掙到多一點的錢。五富是劉高興的影子、跟屁蟲，也是最好的朋友，他把劉高興視為領袖，為他的正確而喝彩，即使他做錯了五富也遵從支持，至死不渝。可是五富死了，死得那麼突然，那麼悲慘，仿佛沉寂的黑夜中一聲尖利的怒吼，一切戛然而止。五富生前就要求死也要回到故鄉，於是劉高興“背屍還鄉”，可還是被火車站的警察發現最終沒能如願以償，實行了火化。就像賈平凹《六棵樹》中的癢癢樹，離開了故土就失去了根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