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回到傳主賈平凹先生的作品上來，來到他的文學生態苑，看他是怎樣的“高興”著吧。
當年《廢都》出版後，獲得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法蘭西文學藝術榮譽獎，但中國文學評論界不是保持罕見的沉默，而是一齊喊打，自以為是的評論家說：《廢都》是公文化寫作，是“可怕的災難”，是“令人遺憾的悲劇性事件和嚴重病相”，《廢都》是一部“缺乏道德嚴肅性和文化責任感的小說”。這個評論家甚至指名道姓把某次中學生性侵犯指控為《廢都》煽惑，筆者對《廢都》的哲學意蘊與文學的價值訴求，比照馬克斯·韋伯及亞當·斯密的理論做出了評判；清教徒的節欲使西方社會走向繁榮與文明，西門慶的縱欲使中國永遠走不出中世紀，陷入有曆史、沒進步的怪圈中不可自拔。莊之蝶就是現代版的披上了文化人的西門慶麼。從這個意義講，說《廢都》是現代版的《金瓶梅》何嚐不可？《廢都》的價值不在於它“形而下”的“器寫”，而在於它啟發讀者“形而上”的“道求”，為什麼文化人不追求文化而隻追求女人呢？人為什麼成了“走蟲”呢？這個問題的回答或追問觸動了某些文學評論家敏感的神經，真是哪壺不開提好壺，但西方人給賈先生評獎，恰恰看中的是這一點。
稍後《秦腔》出版了，立即獲得“《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這本是一件值得慶賀的文學盛事。畢竟“秦腔”不是夷腔，不是洋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的聲音，它確乎有《紅樓夢》之“經國”訴求與“不朽”價值。授予“華文獎”而不再授予“洋人獎”，總可以堵住別有用心的文學裁判先生的拿老娘的褲衩媚俗外國人之口。誰也不可能說這次評獎是“一次具有反諷性質的‘誤讀’，一次具有喜劇色彩的獎勵”了，這是紅樓夢世界的華人評華文小說呀！可是，先鋒評論家不幹了，他說《秦腔》反映出作家有“性景戀”傾向，有“戀汙癖”陋習，如此等等，這就不是文學評論，是罵街，是轉移陣地。從雞蛋中沒挑出骨頭就轉而攻擊母雞下蛋不負責，好比把畢加索當成亞威農少女，把徐悲鴻當成奔馬，把曹雪芹當成賈寶玉，把魯迅當成狂人或阿Q。當然，對這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出現，讀者早已司空見慣，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好，一部《紅樓夢》，道學家看易，革命家看見排滿，才子看見纏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總之，仁者看見仁，智者看見智。“真是一部《二十四史》，叫人從何說起！”是誰曾見眼前的“一堆垃圾”？
現在《高興》出版了。我們說，時代不同了，臧否不一樣，至今雖然未見文學評論界的一片喊好，也未見一聲喊打，總之，沒有前三部小說那樣引起“轟動效應”，向來以嚴苛、前鋒，有個性，專跟賈平凹“過不去”的評論家竟然失語。小說本身是一朵靜悄悄的玫瑰羞答答地開，它像它的作者一樣，總避開聚光燈與眾人視野，自個兒躲在牆角自個兒高興。然而樹欲靜風不止，商品化程度高度發達的影視界敏銳地捕捉到了《高興》的市場價值，他們比職業的文學評論家更身手敏捷，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做出拍攝影視片決定，這比號稱現實主義傑作的《白鹿原》搬上銀幕幾乎快了十年。白樂天的作品嚴滄浪喜歡不喜歡不要緊，畢竟“燒炭翁”有“買麵婦”喜歡就行！這才是令人十分“高興”的事兒。賈平凹畢竟是泥人不改土性。他是農民，是農民作家。他的作品是寫給農民看的。“下裏巴人”之作就是給草根階層讀的。如果他的作品叫陽春白雪先生看了而喜歡，豈不氣歪了“下裏巴人”的鼻子？
中華自古以農立國。中華傳統文明是農業文明。孔孟是農民思想家。就是秦皇漢武之類的風流人物，也是農民政治家，絕對的大地主而已。今天的每個中國人，不管是誰，往上推三代，家家是農民。“農”是中國的根。如今，這一切的一切，全變了，全變著，一切與“農”字沾邊的東西全“城”化了！城市是現代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標誌，是現代化的載體。嚴格講中國曆史上是沒有城市的，隻有城堡，在現代化衝擊下，這些輝煌千秋的城堡，一個一個成了一座一座的“廢都”，誠哉，“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在這個有如蛹化蝶、不，有如男變女的痛苦手術中，金狗浮躁了，莊之蝶沉淪了，夏天智絕後了，其他人的呢！都變成“劉高興”！這就是答案。
《高興》作為一部小說，保持著與《浮躁》、《廢都》、《秦腔》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風格、情調，存在主義寄寓，它迥異於後三部代表作的特點是什麼呢？是反諷主義寫作手法！是中國式的黑色幽默！不著一字，褒貶盡顯。久違數千年的《春秋》筆法重新降臨於中國文學的生態園中。那些政治衛道士與別有用心的評論家為什麼集體失語？根本原因就在於作者“不著一字”他們抓不住把柄！在《欽差大臣》的整個演出過程中，達官貴人笑得前仰後合，樂不可支。可是，劇幕閉合時的主人公最後台詞卻是：“笑誰呢？笑你們自己！”劇中言卻令劇外人哭笑不得，不失語也難得。
《高興》是中國當代文苑中堪與《第二十二條軍規》比擬的黑色幽默之傑作，那個轟炸機駕駛員尤索林，當他遵守第二十二條軍規時，恰恰違犯了它；當他違犯第二十二條軍規時，恰恰又遵守它。在《高興》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的道德悖論。也許我們每個讀者都會在生活中遇見比小說世界更典型而豐富的困境；違背道德是最有道德的人，遵守道德是違背道德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是道德地獄的囚徒。例如麵對這部書失語的評論家，當他否定它時，實際是肯定它；反過來罵慣了賈先生的評論家，當他們肯定這部小說時，則可能是否定它。
高興，寫的全是痛苦。把淚水當酒水喝，飲冰暖和心窩，把枷鎖當成護身的甲胄。高興與他的同仁，能把出賣器官當做享受生命。能磨鏡做磚，能蒸沙成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受苦已受得對苦沒有知覺的劉高興們，一旦脫離了痛苦，生活中就缺少了高興。
如果說黑暗是瞎子唯一的光源的話，那麼痛苦就是劉高興們唯一的高興源泉。當年他們出生時，一點都沒害怕，如今他們麵對死亡，就顯得十坦然。城市人對於劉高興們，還如一個虐待狂之對受虐狂，是那樣的施虐，那樣受虐，又都是那樣的膠著，那樣的親熱，各自帶給對方那麼多的高興。像屎殼郎盼望人們多拉糞一樣，劉高興們盼望城市多造垃圾。劉高興就是城市這隻巨獸，這隻製造垃圾的怪獸的屎殼郎。
如果把農村式微衰落與城市的發達崛起比做蛹化蝶的話，《高興》告訴我們，是誰承受了蟬蛻的痛苦；如果還可以比做男變女的話，《高興》告訴我們，是誰接受了手術的痛苦。一言以蔽之：是誰為中國社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城市化或現代化埋單！而這些埋單的人卻被排斥在城市化現代化之外。這讓人想起了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是羊脂球出賣肉體供侵略者士兵淫樂才換得滿車人的生命與尊榮，可是這滿車人卻以與羊脂球出賣肉體為恥辱而唾棄她，羊脂球是職業妓女，在“關鍵時刻”，她十分自然地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保全大家生命與尊嚴。即使不在“關鍵時期”，她也是以此而生活著的，她對出賣肉體已習以為常。把一次與千百次等同；但對這同樣逃難——走向幸福的其他人來說，就不是這樣：他們最離不開羊脂球時內心卻同樣地唾棄她；他們最看不起她的時候卻最離不開她。賈平凹與莫泊桑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處就在這裏：城裏人製造垃圾，但卻看不起消化垃圾的人，然而他們卻一刻也離不開消化垃圾的人，對於劉高興這些消化垃圾的人來說，所盼望的是城裏製造更快、更多、更好、更優質的垃圾，當人家最看起自己時，正是人家離不開自己的時候。人家看不起對劉高興們來說，也是真正獲得自我實現的時候，是體驗高興的峰值時刻，劉高興難道不是羊脂球？城市文明人恰與侵略者士兵相當。羊脂球會對德國士兵的“侮辱”說，讓暴風雨劈得猛烈些吧，我羊脂球就是吃這碗飯的！你們德國兵越滿意，我對自己同胞的貢獻也越大，我自己也越快樂。劉高興們總是盼望，城裏人多造些好垃圾，我們就是撿垃圾的，你們垃圾造得越多越好，說明你們的日子好，我們吃垃圾飯的人活得越滋潤。可是，城裏人啊，你為什麼看不起你所離不開的人呢？
澳大利亞素來被認為是“騎在牛羊背上的國家”，這話固然不錯，其實並不準確。嚴格地講，澳大利亞是“屎殼郎馱著的國家”。牛羊背上是表麵現象，屎殼郎才是躲在幕後的真正英雄，是為澳洲現代化埋單的主人。
澳洲本無嚴格意義上的畜牧業。土著人幾萬年來與自然融為一體，和諧相處。歐洲殖民者到來後，見這裏水肥土美，植被茂盛，就大力發展畜牧業，畜牧業迅速擴張，國家隨之富裕。可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牛羊多了，糞便也隨之增加，大量的牛羊糞不多久便把澳洲草原覆蓋。整個澳洲大陸臭氣熏天，碧綠的大草原隨之消失。牛羊糞把青草遮苫得嚴嚴實實，草再也長不上來。牛羊由於沒草吃而大量死亡，牛羊背上的國家難以為繼。“吃草——拉糞——死草”成了澳洲畜牧業的死結。怎麼辦？聰明的澳洲人想到臭名昭著的屎殼郎！他們從亞洲腹地請去了屎殼郎，這些以吃屎化糞為唯一生活內容的職業工作者，果然身手不凡，不負重任。
充足的牛羊糞，是他們的糧食。他們如魚得水，很快便建立起除糞群體，把覆蓋澳洲草原的牛羊糞化解一空，變成有機養料，而這些有機養料成為青草生長的糧食。青草迅速生長，牛羊迅速肥壯，大量地吃草，大量地排糞，屎殼郎緊張而有序地吃糞化糞，變糞為肥，變廢為寶。如此一來，澳洲大陸又是一片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繁榮國度。解開這個死結的唯一因素是躲在草下化解牛羊糞的屎殼郎。澳洲人民沒有忘恩負義，據說他們還在什麼地方專門為來自異國他鄉的屎殼郎立了功德碑呢！澳洲的牛羊沒有忘記屎殼郎，是屎殼郎們把牛羊的糞便變成牛羊的糧食，把惡性循環變成良性循環，打開了澳洲發展的死結。據說澳洲牛羊行走時，從不踩屎殼郎。
城市也是製造垃圾的怪獸，文明也是創造破爛的過程。如果說，沒有屎殼郎，澳洲大陸就是一個死（屎）陸的話，那麼，沒有劉高興他們，任何一個現代城市，都將是死城臭市，是垃圾山，是破爛場。一切城市都將被垃圾淹沒而不複存在，文明會被文明自己消滅。劉高興他們破解了消滅文明的難題，他們把被稱為破爛的垃圾化解，變成城市繼續發展的原材料。城市於他們的存在，更幹淨，更體麵，更文明。他們把城市的排泄物變成了城市的發展的原材料。他們功不可沒，澳洲牛羊尚且不踩化糞為肥的屎殼郎，現代城市人卻看不起支撐這個城市存在的撿垃圾的人們，一切為城市製造垃圾的文明人啊！你真的就文明麼？如果你像《高興》中所寫的那些高貴的垃圾製造者那樣看不起，甚至欺負消化你的垃圾而供養你生存的破爛人，你的品節恐怕在澳洲牛羊之下矣，與那群靠羊脂球而救命卻又看不起羊脂球的法國“文明人”有什麼兩樣呢？
羊脂球不拒絕德國兵的蹂躪，也許她會獲得比平時接客獲得更高的快樂體驗。因為這次接待“國賓”，會在滿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還有幫助同胞生存的分外收入，她何以不高興呢？屎殼郎總是盼望牛羊多拉優質糞便，這也可以理解，除了幫助牛羊生存外，還幫助了人類。劉高興他們呢？當他們撿到更多的垃圾，拾到更多破爛的時候，也是他們被人侮辱和損害的時候，然而這時候也是他們最高興的時候，除了自我實現外還可以幫助孟夷純！幫助公安局！有助於城市更安全！劉高興怎麼能不盼望城市多產垃圾呢？他甚至天天盼望孟夷純多接嫖客，多掙錢，因為這樣才可以為公安局抓逃犯提供經費呀！劉高興的推理是對的。自己多撿一份垃圾，孟夷純多接一個嫖客，這個社會就多一份幹淨，多一份安全。正如垃圾之多，城市越繁榮；嫖客越多，城市越文明！越是看不起劉高興，越是離不開劉高興；越是被人下賤，自己越高興！《高興》一書的主旨，就在闡述了這樣的中國式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增加一份醜惡，就增長一份文明，反過來，增長一份文明，就增加一份醜惡。文明就是製造醜惡的過程。消化醜惡的恰恰是那些遭文明人看不起的“醜惡的”人，製造醜惡的正是那些號稱文明的人。
道德是道德的敵人，文明是文明的墳墓。《高興》一書所要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的哲理。是誰破解了城市化過程中的垃圾難題？是誰為現代化而埋單？可是這些人被斥為“破爛”，他們卻與現代化無緣。
《高興》中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俯拾即是，隨處可見。公安局是維護公眾安寧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樣做，也是公安局的自我實現。可是，要維護公眾安寧，就得去製造公眾危難，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孟夷純因為貧窮而遭情變，他的情人砍死了她的哥哥，為了給哥哥報仇，不準確地說則為抓住人犯，保障社會安全。她不得不去當妓女，製造更多的嫖客，用賺來的錢供養公安局去全國各地追捕人犯。要知道，她培養的嫖客越多，因情殺而死的人也越多，社會上的殺人犯也越多，我們不禁要問：孟夷純以當妓女來創造條件來抓逃犯來保障社會安全呢還是恰恰相反？孟夷純不做妓女，就抓不住一個逃犯；孟夷純當了妓女，又可能製造更多的逃犯，當與不當間，妾身千萬難。孟夷純最後還是決定當了妓女，促使她下定最後這個決心的因素是什麼呢？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直接能給出答案的問題：孟夷純的思維是這樣的：我不變壞，就有很多人受害，為了更多的人不受害，我為什麼不能變壞？孟夷純是個妓女，但她身上那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絕與勇敢，那種犧牲我一個，保全千萬人的信念，難道不值得人們欽敬嗎？仔細想一想，我們享受著的社會安寧，是不是由這些勇敢的妓女或其他“壞人”而提供保障的呢？一個好人往往要靠製造等額的壞人才能實現，解開道德悖論的金鑰匙在哪裏呢？在書中，劉高興試圖解開這個死結。他主動做了孟夷純的好朋友，他還動員“劉高興們”都來加盟，似乎普天下最醜惡的人團結起來，善良的社會就在今天，曆史會這麼簡單麼？劉高興之愛孟夷純，一個光棍與妓女之間，卻沒有性的成分，也不全是秦腔中的引生之於白雪，像個柏拉圖之情那麼純潔，劉孟之愛，超乎性、超乎情，完全出乎義！社會正義、人類公義！可是他們一個是妓女，一個是“破爛”！不待讀完全書，任何一個讀者都會明白，鎖骨菩薩塔前為什麼香客不斷，香煙繚繞。不錯，鎖骨菩薩是妓女，可是她卻拯救過多少人呢？以妓女行善，何錯之有？孟純夷、劉高興，就是活在人們心中的鎖骨菩薩。
公安局在書中十分可憐，最值得同情。他們一手抓嫖客，又一手造妓女。抓住放，放了抓。在一抓一放中求得自己生存。不抓妓與嫖，他們是幹啥吃的？抓光了妓與嫖，他們又有什麼吃的？罰款是公安人員的收入之源或補充，天下沒壞人，他罰什麼款？所以，公安局的首要任務便是製造壞人，保護壞人，這與農民開荒與企業家投資有什麼區別呢？壞人、犯罪、賭嫖，這些被稱為罪惡或醜惡的人與事，是公安局的衣食父母呀。壞人養活著維護正義的人們，維護正義的人們得首先保護壞人，才能保證自己生存，也才能保護其他人，這就是維護正義，這就保持了穩定，在《高興》中，這層道理闡述得十分深刻；保護好人得先製造壞人！公安局左手捉曹，右手放曹，這就是社會的真正存在。
《高興》一書的主題，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一切優秀作品都做到的那樣：隱藏得很深，《紅樓夢》寫的是什麼，讓後世讀者為此而窮盡心力，乃至形成“紅學”，《高興》以反諷的手法描寫痛苦，可書中未曾見到一言半語的哭泣、流淚、痛苦。連死亡也寫得輕鬆、詼諧、幽默，讓人甚至產生忍俊不禁。五富在高興麵前，就是禮拜五之於魯濱孫，桑丘之於堂·吉訶德。五富死了，死時嘴裏還含著半塊魚肉，讓人噙著淚水讀。五富活得窩囊，可死得安詳、平和、順當，為了吃而死，死得其所，死有所值，正如《儒林外史》中，老秀才王玉輝聽見女兒為未婚夫殉情上吊後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一樣，在高興看來，五富作為鄉下人，能死在城裏，也算“死得好！死得好”！可是，五富活著為城市消化垃圾，他死之後，自己就變成一攤垃圾。這攤垃圾，警察當成了豬肉，其實，哪兒比得上豬肉值錢呀，隻能背回老家去處理。這叫葉落歸根，農村人進城可以消化垃圾，其實他們的肉體卻連做城裏垃圾的資質都沒有。還有比這更黑色的幽默麼？活著，不是城裏人物；死了，不是城裏垃圾，這就是城鄉差異。正如屎殼郎不是澳洲大陸的主人一樣。
五富的妻子和親人因五富之死而都來城裏了。他們對五富的非正常之死，坦然接受。因為他們認為死了就享福了，活著比死了難過。他們的木訥，讓人想起了一本描寫前蘇聯統治時期，人們排隊去上斷頭台，這時有一個當基層幹部的人竟插隊加塞兒，後麵的一個人就抗議，你一生都搞特殊化，我從來都不反對，今兒個我就是卻要提一次抗議，不許你先死，活著的罪我受夠了，多活一會兒我都不答應，所以，你今兒個不能加塞兒，得按次序讓我先死！讀罷《高興》，誰能高興呢？五富不死，親人進不了城。五富死了，親人能進城，可五富的屍體連城市的垃圾也不配做。五富替城市化解垃圾，他死了，他的屍體誰來化解呢？中國純粹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有究天人、通古今的勇氣。筆者認為，這也是平凹先生的風骨之所在，文筆之所寄。經國與不朽乃先生之職業生命可承受的重大任務。所以賈平凹先生的散文以輕靈雋逸見長，是十分出世情性中的文章。但他的小說卻厚重密實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強烈的入世關懷，濃厚的鄉土情結，深邃的哲學追問，讓人輕易走得進去，卻難以輕鬆走得出去。博大的文學生態苑，芸芸眾生相，讓讀者如行山陰道上，既有崇山峻嶺，又有茂林修竹，移步換景，美不勝收。筆者剪陋，擷取百花一瓣，管測錐插，掛一漏萬，謹請讀者方家，指畫擎授。
參考書目：
1.《廢都》，賈平凹著，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2.《秦腔》，賈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3.《高興》，賈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