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興》中作者的悲憫情懷
韓蕊
張愛玲在胡蘭成讚揚自己的作品後，在給後者的信裏說道“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是指胡充分理解了她的作品，並引其以為知己。閱讀《高興》，感觸最深的是作者對於劉高興們，這些處於城市生活底層的外來者的深切同情和博大悲憫，究其原因也逃不脫“懂得”二字。從寫作後記中我們知道，為了創作這部小說，作家實地深入生活考察，感受“破爛們”的生存實況，與他們進行情感溝通，近距離取得了描述對象的一手資料。這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體驗生活”式的寫作方法和關懷民生的創作態度在今天已經不多見了。當今文壇觸目可及更多的是“零度情感”和個人低語，作家們對自己的社會責任忽略得很久了。
一、作家身份與悲憫情結
所謂悲憫，有時接近於宗教感情，“悲”指慈悲，是以一種博大的愛的眼光看待人間的苦難，“憫”指同情，這裏的同情不是可憐，對人間苦難中的人不是輕視蔑視甚至可憐，而是以感同身受的情感來對待。悲憫是一種高尚的情懷，是哲人以大智大慧的胸懷來憐憫同情苦海中的世人。作家的悲憫情懷則是在自己作品中，對於普通民生的一種出自人類終極關懷的慈悲與同情。我們一直呼籲當代文學中這種位於整體人類高度的人性關懷，而實際上在現代文學史上就有幾位作家達到了這一高度。魯迅關心底層民眾，在哀其不幸之上還有怒其不爭，對於筆下的人物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批評，他是用犀利的解剖刀來展示需要改造的國民性，從華老栓到祥林嫂，從涓生到孔乙己等都是如此。沈從文則對於他的湘西民生充滿著與生俱來的熱愛，即使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在他看來也是詩意的和充滿溫情的，所有的人情都善良，所有的人格都透明，然而當我們在為他筆下的翠翠們所感動的同時，是否覺得其中充盈著作家的美化和理想化呢？相較於沈從文，曹禺則要悲觀得多，“宇宙就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裏麵你怎麼呼號，也難以逃脫這黑暗的坑”。在宇宙與命運麵前，人是渺小的、被動的，因而人生注定是以悲劇收場的，《雷雨》、《原野》都體現了作家的這一“掙紮”式的人生觀。張愛玲則要溫和一些，或許是女性作家的緣故，她擁有一片理解與原諒的地母情結。正如地母安慰垂死者時所說：“你睡著了之後，我來替你蓋被。”在張氏眼裏，世界原本如此，人類原本如此，個人無力於去改變什麼，也不必去改變，無論是害人害己的曹七巧還是自私聰穎的白流蘇，作家對待她的人物態度是溫和的和撫慰的。
之所以會出現以上諸多作家對於民生的關注關切，一是因為作家的身份職業及敏銳的洞察力，使其天生長於對人性的思考；二是相較於其他智識者，他們的思考更容易傳達於筆端。作為與以上諸位有著同樣情結的作家，賈平凹的悲憫卻與他們表現得有所不同。他更多地將自身的人生思考直接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在情感上與其合二為一，即所謂的“感同身受”，應該說在這一點上，他的悲憫比前列諸位作家更貼近自己筆下的芸芸眾生。熟悉他作品的讀者就會知道，幾乎每部小說中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不用說在《廢都》、《白夜》、《土門》中與主人公明顯的身份認同，就是《秦腔》中的引生和我們的論述對象《高興》中的劉高興這樣看起來與其現實身份相距甚遠的角色，身上也均有作家自己對於當今社會的思考，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提出引生不像農民而高興不是普通拾荒者的原因所在。然而正是有了這種靈魂上的深刻溝通和情感上的高度認同，作家才能與他筆下的人物同生共氣血脈相連，藝術形象以及文本才更具有藝術個性，也才符合賈平凹一貫的藝術風格；也正是有了這有悖於人物世俗身份的人生思考，文本才具有思想的光彩，小說才不同於新聞紀實，作品所反映的問題才更能引起人們和社會的重視。賈平凹曾說他現在的寫作就是給社會現實作記錄，那麼他做到了，而之所以比別人做得好，恰是因為那份獨有的悲憫情懷。
“賈平凹以其一貫的慈悲連綿，一貫的繼往開來，一貫的淡定筆致打開了一幅令人繚亂或戰栗的城市生活畫卷，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密布著衝突、錯位、荒謬、傷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當代故事。”這是《高興》封底對於作品所做的廣告似的介紹文字，“慈悲連綿，繼往開來”可以說是比較準確的，“淡定筆致”筆者就不能苟同了。實際上賈氏的每部小說都是飽含作者的赤子之情的，雖然不似路遙那樣直接參與到文本情節中真情呼喊，但滲透於字裏行間的對於作品人物特別是小人物的關懷，對於普通民生的憂患意識確是可感可知的，其間的同情、憐惜、批評與熱愛也絕不是“淡定”所能概括的。近年的《土門》對城中村改造的關注，《秦腔》對“三農”問題的思考，特別是《高興》把悲憫的目光直接投給被大多數人所漠視的弱勢群體，這不能不說是作家的責任感使然。
二、感同身受的悲憫體驗
作品首先是對拾破爛者生存狀況的描述，漿水、糊湯、發黴的幹饃，露肉的褲子、撿來的西服、磨腳的皮鞋等等，作家最擅長的細節聚焦使他們的衣食住行在我們的眼前一一展現。從雙宿雙棲的杏胡夫妻到結伴而行的高興五富再到形單影隻的黃八，其生活水準應該是這個城市中最低的。然而作家的敘事重點並不在此，物質生活的貧窮還在其次，實際上就是這樣的生活水準也比留在家鄉的人們收入要好得多，但他們在精神上、心理上所受的歧視卻是銘心刻骨無法消除的。拾荒者的精神生活才是他書寫中的關鍵詞語。《高興》裏整個拾破爛階層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理位置是城中村，文化位置則永遠無法進入城市文明的正常秩序。城市每天的正常運轉離不開這些“破爛王”，碰見了卻又是人人繞著走，正如劉高興所說“拾破爛是世上最難受的工作，它說話少。……更多的時候是沒人理你，……好像你走過街巷就是街巷風刮過來的一片樹葉一片紙，你蹲在路邊就是路邊的一塊石墩一根木樁。”他們在這個城市中永遠是外來者，是無人與其溝通的異類。心靈的孤寂是最難熬的，高興有他的簫，但也唯其時常吹簫，更顯出精神世界的寂寞。韓魯華先生這樣認定高興可謂切中肯綮：“劉高興既不是單純的傳統鄉土生活與文化的承載者，也不是於城市討生活的苦難演繹者，而是有追求、有向往，特別是有疑問乃至追問的思考者。他的痛苦、鬱悶、孤獨，乃至尷尬，並不是源於現實生活境遇，而是文化精神內在的裂變，源於對於自我的追尋與叩問。”正如前文所說，這種追尋與叩問是作家將自己的身影融入到人物形象之中，是作家思考過程及結果的半主觀投射。之所以說是半主觀，是因為這裏的所謂主觀是在調查人物生活及思想之後，有所選擇的有目的的理性思考，它必須巧妙地與藝術形象結合在一起，而恰是這種思考彰顯著作家的人文關懷。也許一個普通的農民工不可能有這種追尋與叩問，但凡是有靈魂的鮮活生命均會有自己的喜怒哀樂，隻是這種直覺性的思考多是形象性、模糊性、片段性，並且是稍縱即逝的，即更多的具有感性思維的特征。如“五富就感歎了，我說去縣城裏打工不來西安打工，這不，西安城裏都是鳳凰就顯得咱是個雞，還是個烏雞，烏到骨頭裏。他說他去一家收取破爛，人家不讓他進門……但如果讓他進去，家裏沒人，他會用泥腳踩髒那地毯的，會在那餐桌上的咖啡杯裏吐痰，一口濃痰！”五富對城裏人的懼怕與仇視也可以從反麵看做是一種羨慕，是愛到極端的恨，是我不能擁有便想破壞讓誰都不能擁有的報複心理，我們可以稱其為變態的愛戀，這種複雜的情感卻是通過以上形象性的虛擬動作直觀地表現出來。這也是傳統進城農民普遍具有的一種狹隘的仇視心理，《陳奐生進城》對此描述可謂細致入微。高興則不同，在受到蔑視堵了別人家鎖眼之後，馬上反思了自己的錯誤並進行了補救。相較於普通進城者，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勇於承認自己對於城市的熱愛並自覺地以主人翁精神來要求自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覺得看啥都不一樣了。比如，路邊的一棵樹被風吹歪了，你要以為這是咱的樹，去把它扶正……”他想到的是自己對於城市的融入和後者對自己的接納，而不是以仇視的目光去疏離彼此，對於這一個清醒者和思考者的刻畫以及他所思考問題的描述正是小說的獨特之處，也是可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