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夷純是作家關心的另一個人物形象，她的出現豐富了文本內容，客觀上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但其作用還遠不止於此。作為高興的戀人，同時，她的經曆再一次體現了作家的悲憫情懷。還是在《廢都》中，作者已經表現出了對於賣身養夫妓女的同情，逼良為娼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命題，既然人人可以理解瑪斯洛娃，可以同情琵琶女，為什麼不能原諒孟夷純呢？她同樣是為生活所迫才淪落到如此境地的，且不論她掙錢資助破案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直保有著獨立的人格與尊嚴，她一開始不願意接受高興的“施舍”，甚至為後者將她的事情公之於眾而發火，高興坦白了自己的愛情，她才“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幫助，同時也接受了他的情感。雖然在孟夷純這裏，未必是處於完全的純粹的愛情，但下層人們之間的互助互憐卻是非常鮮明的，也正是在這份互助互憐當中，孟夷純的形象顯得純淨而美麗。
三、不離不棄的悲憫情懷
“可憐他們，絕不離棄他們”，是高興對五富和黃八“生活貧賤，精神也貧賤”的同情和憐憫，也是作家關懷這些弱勢群體態度的最好寫照。這種對於下層人物的悲憫正是作家人性化觀念的體現。這是一群喪失話語權的人，或許我們通過各種科學的統計方法可以比《高興》更精確地反映出“破爛們”的生存狀態，然而他們的內心世界卻是需要文學藝術手法去揭示的。相較於冰冷的數據，我們更應該關注其豐富的內心世界，關注他們作為“人”的精神需求。高興品嚐針尖大一塊豆腐乳的快樂；將自己的破屋稱為“剩樓”而意在“聖樓”的自得；黃八穿著死人西服的榮耀；五富得到高興退下來的帶橡膠軲轆架子車的欣喜；幾個單身漢爭著被杏胡搔癢所得到的性安慰……在這樣的生存困境中，這些人也有他們最開心和最愜意的時候，雖然這種開心與愜意在我們看來是要為之心酸的。作家則始終是以充滿暖意的目光注視著他的這一群“破爛們”，而在這微笑的目光背後，是對底層民生的同情、憐憫和深深的思索與憂慮。或許有人會疑慮作家是在剝奪民眾的話語權，因為自己不是拾破爛的，沒有資格揣摩想象他們的情感。其實，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正像高興教育五富時說“咱比他們少智慧嗎，咱隻是比他們少經見”！作家也隻是少了那份特殊的身份體驗，而這一缺憾是可以通過主觀努力改變的。
魯迅在《文藝大眾化》中曾說“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遺憾的是能夠符合這一要求的作家作品數量並不盡如人意。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近些年出現了新的民眾階層，也出現了以新階層為描述對象的新興文學，如打工文學就使進城民工逐漸地進入到人們的視野，但其創作卻因為作者的文學功力不足而成就寥寥。至於拾破爛人群，則更少有人關注，在城市生活中，他們是隻低頭勞作不張口說話的人。有點文化到能說能寫的程度，大概不會進入或者很快脫離這個階層，他們可以通過其他更輕鬆體麵的手段謀生。所以相對於其他的打工者，高興們的失語特征更為明顯。關注這一弱勢人群，作家的介入顯得尤為可貴，有人替他們說話，隻要不是歪曲的發言，無論怎樣都是一件好事情。最起碼的使我們在日常的熟視無睹中認識到這一群體的存在，意識到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充滿喜怒哀樂的鮮活生命，尊重他們的人格，不再張口就叫他們“破爛”。
我們常說文學具有教育讀者提高讀者的任務，《高興》敘事簡單，文字平易，是普通打工族都能讀懂的，讀後應該會引起他們有關生活及人生一些樸素的思考。笑是含淚的笑，高興是摻雜傷感的高興，在如文本所寫的生存困境下還要獲得知足快樂，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拾荒者的樂觀態度感染了作家——高興是真有其人的，還是作家的悲憫塑造了普通而又特殊的劉高興？無論是二者中的哪一個，文本能否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呢？人類自然應該不停地努力奮鬥，但在目標實現之前，是否應該樂觀地麵對生活、善待自己、善待生命，或許“高興”是麵對一切困難的鑰匙和法寶。就是單從作者的寫作目的——社會記錄的角度講，文本也具有提供文化背景，描述民俗社會的價值；而對現實民生尤其是下層的弱勢群體能夠以關切的態度，不僅寫出他們的貧困的日常生活，更能細致地表現其豐富複雜的內心活動和的精神需求，則還是要歸之於我們文章的主題，即作家的悲憫情懷使然——因為懂得，所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