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隆街有人在栽樹，挖了一個方坑，坑邊放著一棵碗口粗的樹，枝葉都被鋸了，隻留著手臂一樣的股幹，我的心噔地跳了一下。以前我做過坐在城外彎脖鬆下一塊白石頭上的夢，醒來就想，我會也是一棵樹長在城裏的。我就是這棵樹嗎？
我說：五富，你瞧那是啥樹？
五富說：紫槐。
我說：好。
五富說：好？
我說：以後你得護著這樹。
這是剛進城的時候，此時的“我”還沒有將名字改為劉高興，“一棵樹長在城裏”和“一塊白石頭上的夢”預示了“我”對城市的向往和對鄉村的牽掛。“樹”和“夢”隱喻了“我”離開農村到城市過活的經曆，它們也為小說造就了悲涼和溫暖、殘酷和詩意相交織的美學意味。隨後在這一章的結束：“我”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劉高興”，開始了“我”的收破爛經曆。
於是在小說第七章，“我”引以為傲的是：
我能在漏痕的牆上看出許多人和魚蟲花鳥的圖案，我也能識別一棵樹上的枝條誰個和誰個親昵，誰個和誰個矛盾。
這兩句表述可以看做是對劉高興這個人物的詩性氣質的描繪，而這種“浪漫”的詩人情懷也與此時人物所處的生存狀態相吻合，這個時候的劉高興和五富剛剛開始了似乎還不錯的城市生活，他們開始期待更多的物質所獲和心靈撫慰。尤其是小說主人公劉高興，他喜歡吹簫、對鎖骨菩薩的來曆著迷，這是小說裏最富詩意的細節。源於偶然的機會，劉高興把吹簫當做了自己收破爛的一部分，他的簫聲讓他有了一種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同時，在吹簫由個人喜好變為公眾娛樂的過程中，他的簫聲卻失去了與鄉村、童年相關聯的溫暖，那簫聲裏撫慰自我心靈的憂鬱氣質漸漸黯淡、遠去，在城市人驚奇側目的眼光裏，他的簫聲僅僅充當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道具，有一點似乎難以更改：無論你的簫聲有多美妙，在他們眼裏收破爛到底是收破爛的。同樣的機緣巧合，劉高興知道了鎖骨菩薩的來曆，可以這樣認為，賈平凹的這個細節是為妓女孟夷純設計的，他是在通過鎖骨菩薩這個意象表達自己對人性的理解和困惑。這種理解和困惑經由劉高興這個人物投射出來，他對小孟的愛讓他對自己生出了更多的要求：要買一個好床墊，要幫助小孟籌錢……然而也是因為這樣的渴望，讓他和五富隨後的生活變得越來越不可收拾，難以控製。正是在美好的愛裏，在對人性的勘破和對神性的執著追求中，“我”的詩意生活連同那最卑微的生存逐漸被壓扁了，直到小說結尾：
我抬起頭來，看著天高雲淡，看著偌大的廣場，看著廣場外像海一樣深的樓叢，突然覺得，五富也該屬於這個城市。石熱鬧不是，黃八不是，就連杏胡夫婦也不是，隻是五富命裏宜於做鬼，是這個城市的一個飄蕩的野鬼罷了。
由樹到夢最後到鬼，這個城市最終留給了劉高興們一個虛設的天堂，在他們的掙紮和無奈裏，浸透了賈平凹書寫這個群體時的悲憫。但是，這樣的悲憫並不是托爾斯泰式的說教，而是作家在有意識地遠離自己根深蒂固的道德訴求，以記錄的立場靠近小說中的那些人和事，可以說，長篇小說作為一種文體形式發展到現在，已經擁有了相當豐富的形式，一個成熟的作家，如賈平凹者，能構保持一個記錄者的立場是需要一定放棄精神的，他必須在作品裏隱藏自己的聲音。在《高興》的後記（一）《我和高興》中，賈平凹詳細記錄了自己的創作曆程，而由代言到記錄的轉變，這不僅是賈平凹本人的事情，它更可以看做整個底層寫作走向更高境界的開始，而底層生活本身的粗糲感和作家在它背後所發現的詩意賦予了小說超拔的力量。對《高興》來說，以樸素的形式和語言表現了底層生存的另一麵，這恰恰是最大的道德，因為它顯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活中依然讓人觸目驚心的震撼，也溫暖悲涼的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