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口述體有先天的不足，單一的視角、局限的空間極易給人帶來流水賬似的沉悶之感。因此，如何去悶，是賈平凹新的敘事手法成功的關鍵。細節一向是賈平凹最擅長的敘事手段。在這部小說中大量的細節描寫仍充溢著整部作品，如拿別人用過的麵碗要湯喝、愜意時用牙簽品嚐隨身帶著的豆腐乳、享受杏胡的撓癢……賈平凹的鄉土經驗從來都是深厚的，對此他充滿自信。但是，單有細節，過多也會有堆砌之感，隻有存在內在的衝突和戲劇性，才會有動態的效果。這種高潮迭起便是由主人公詼諧幽默、樂觀的性格來完成的。在日常生活的戲劇化展示中，時不時在平靜中帶給人意外和笑聲，不僅再無沉悶之感，而且把城鄉兩種文明衝突的內在張力表達得淋漓盡致。與《秦腔》相比，《高興》從極繁走到了極簡，線索清晰，人物簡單，無跌宕起伏的大情節，但小說的敘事如流水般，在輕輕流淌中，不時又泛起波光和潛流，雖不驚天動地，卻樸素中有絢爛也有跳躍，賈平凹有效地控製了節奏。
作為一位城市外來者作家，賈平凹多年來一直強調自己是個農民，但同時他又強調自己的與時共進。對此賈平凹有著理性的認識。在談到《高興》的創作時他說：“在寫作過程中，我會不由自主地把他們對城市的不滿、仇恨、怨天尤人帶到作品裏去，寫了十萬字，我感覺自己的寫作帶了偏見，這會導致對時代的本質看不清楚，我就把稿子燒掉，重新再寫。”《高興》中對個人化情緒表達的控製，對農民城市生活的客觀描寫，努力以勇者的姿態麵對新的文明，這都是他試圖超越自身濃重的身份意識影響的一種艱難努力。
《高興》成為一部真正關注人的世界的作品。通過敘事策略的改變，賈平凹完成了他新的文學表達，為自己和中國文學找到了新的寫作經驗。他對城市底層的描寫脫離了苦難筆法，舉重若輕，並深入到了人性尊嚴的層麵，不僅真誠地寫出了社會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更寫出了他們的心靈曆程。他們擁有自己的生存哲學，這裏有苦難，也有快樂；有彷徨，也有掙紮；有困苦，也有堅韌。應該說，從張揚的城市繁榮中，賈平凹觸摸到了這個時代難以發覺的隱性脈搏。
賈平凹的《高興》這部小說在敘事領域的探索可能是最為有力的，但也恰恰是讀起來最為流暢、輕鬆的。從啟蒙敘事的焦慮中走出來，作家試圖以平等、寬容、理解的目光關注這個現實的世界。那麼，賈平凹眼中的世界向我們表達的是什麼呢？劉高興這個人物形象能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在中國文學的農民形象譜係中，劉高興是從來沒有過的人物。他是一個“新人”，不符合傳統觀念中的農民形象。與五富等傳統農民不同，他智慧、自尊、敏感、不安分，甚至有些清高，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著清醒的頭腦。他對五富、黃八等人身上的種種不足看得很清楚，對他們的破壞、自私、使強用狠也看不慣。最本質的在於他對城市的看法和以前的農民完全不同。對城市雖不特別滿意，但他努力調試自己。他教訓五富“吃飯要像個城裏人，走路也要像個城裏人”。他能麵對現實，甚至總結出了一套農民在城市中的生存法則：“城裏水深著呢，要學會保護自己。咱能改變的去改變，不能改變的去適應。不能適應的去寬容，不能寬容的就放棄。”在劉高興之前的農民常常是迫於生存的壓力，在現代化進程中被迫離開土地的。與他們相比，進城的原因在劉高興身上很難辨清是主動還是被動。他有不幸：土地越來越少，收入微薄，賣了腎，蓋了新房，女的卻嫁了別人；但他更有融入城市的天然渴望，“說不來為什麼就對西安有那麼多的向往。”在他看來，他的一個腎賣給了西安人，那他就是西安人，“不再是商州的炒麵客，是西安的劉高興”。應該說，反抗城市不再是他命定的選擇，在靈魂上，劉高興的有些東西已更靠近城市了，他是一個已具備一些現代精神的新農民。在這個新世紀的農民形象身上，寄寓了賈平凹的厚望。即使是在劉高興背著五富屍體返鄉，在火車站前的廣場上被警察發現時，作家筆下的景色仍沒有絲毫的灰色，色彩仍是亮麗的：“葉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處是紅的黃的，顏色鮮亮。”作家曾明確闡釋，自己的作品所要努力表達的是“人在困窘和強悍交織中的生命壯歌”，但這恐怕隻能是賈平凹的一種主觀期望。農民身份是他永遠的自我，它已深入骨髓，成為他的靈魂。正因為對中國鄉村的理解，對拾荒農民的感同身受，賈平凹的眼中無法抹去的是現實世界裏鄉村宿命般的命運。在《高興》中我們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悲涼和無奈，它像一重霧氣在我們身邊嫋嫋繚繞，淒婉、哀怨，揮之不去。因此在劉高興身上我們感受最深的仍是那顆永遠無法安妥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