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劉高興最大的困境是身份認同的危機。《高興》中，賈平凹設置的城市人是以群體的形象出現的，他們都是無名者：遛彎的老者、賣舊報刊的中年知識分子、買東西的老太太……在這個群體眼中，劉高興們永遠是城市裏的“他者”。他們以主人的身份漠視這些城市外來者，對鄉下人的存在是視而不見，“看著這些人在街上走來走去，就像刮過一陣風或者走過一條狗，看一眼之後心裏不留任何痕跡。”劉高興幾次試圖主動交流，帶來的都是猜疑與排斥。隻有回到城中村危樓，回到底層的圈中，他們才有自己的喧囂與熱鬧。城市外來者與城裏人從來沒有發生“對話”，在城裏他們向來是失語者。在城市文明中，像劉高興、五富、杏胡這樣的底層群體隻能是噤聲隱身的，作為邊緣人，他們的訴求注定無從表達，更無法被認可。小說中，劉高興發現對城裏人韋達換腎是一場誤認，這一情節的設置實際上隱喻了來自鄉村的他們永遠無法融入城市的命運。
表麵看來，作為一對好搭檔，五富與劉高興性格相去甚遠，他木訥、愚蠢、戀家，但在某種意義上，劉高興與五富實際上是同一個人，他的靈魂在某種時刻就是劉高興的。五富從出場到死，都不想呆在西安，他不止一次要劉高興保證，若他死了，一定要把他的屍骨運回清風鎮。五富身體的不能“還鄉”，標誌著劉高興根的永遠失去。作為無根者，劉高興與五富的靈魂一樣，隻能在這個城市永遠漂泊。
不能否認，劉高興的身上有著賈平凹自身鮮明的影子。較多的文人氣的夾雜，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人物形象真實性的刻畫。但我們更應看到這種強烈的自身投射，正是作家的一種自我觀照及對現實世界的思考，隱喻了作家本人巨大的文化焦慮：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民進不了城市，也回不去農村，農民將如何生存？他們的精神更將皈依何處？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作為城市的外來者，他們在兩種文化的轉換體驗中承受著兩難的困境。小說中有一個劉高興和五富到城邊看麥的情景。進城幾個月後，轉眼到了麥收季節，兩人無法回鄉割麥，隻能到郊區看麥。“我們”撲倒在麥田裏，“海一般的麥田……微微風起，四邊的麥子如浪一樣撲閃過來將我蓋住，再搖曳開去，天是黃的，金子黃。我用手捋了一穗，揉搓了，將麥芒麥包殼吹去，急不可待地塞進口裏，舌頭攪不開，嚼呀嚼呀，麥仁兒使嘴裏都噴了清香。”顯然，劉高興雖然認同現代文明，渴望融入城市，但同時他對鄉村不能不充滿留戀，因為在想象中，那才是一塊可以保持內心寧靜的空間，是永遠的精神家園。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提出，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小說的使命就是“通過想象中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麵”。在《高興》的結局中，劉高興依舊在西安城裏漂著，他也許可以生存下去，在希望和失望之間我們無法辨清，但他已經被裹挾著向前了，隻有踉踉蹌蹌地朝前走。借助《高興》，賈平凹為中國經驗的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這是《高興》的最大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