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倉
標榜“我是農民”的賈平凹先生繼《秦腔》吼唱了一曲農村挽歌之後，又吹簫獨奏了一曲莊諧並重略帶傷感的《高興》。《高興》主旋律表現的是一種新型社會關係：農民與城市。農民與農村的天然關係模式，正在被時代改寫；《高興》及時迎合現實並攝取了當代社會與農民合謀一起努力轉變農民自身身份的進行時生態寫真。
《高興》就其敘事內容而言是一部被論家視為時下較為流行的（為）底層寫作的草根文學作品。講了這麼一個人，名字：劉高興；家庭結構：單身；身份：原來農民，現在不農不城；文化：略通文墨；地位：社會底層，尤其是城市人群結構的底層；職業：拾荒者，戲稱為現代丐幫。進城原因：不隻是謀生，還謀求改變農民身份；不待農村的原因：農民身份的低賤，甚至略帶恥辱；身份期待：改變命運，“活該要做西安人”（第一節）；打工經曆：劉哈娃變成了拾荒的劉高興，穿上了西裝皮鞋，進城想發財，靠著拾荒，差一點還辦成一個破爛回收公司，差一點娶了個年輕漂亮的妓女做老婆，差一點和一個城裏的大款稱兄道弟，差一點就是一個城裏人了，但最後卻落了個兔死狐悲喪失了夥伴，差一點還吃上了官司。
人們或許還記得賈平凹的《秦腔》宣告了農耕文化在現代文明的飛黃騰達中趨於沒落甚至解體，那麼，農民在逃離了農村之後，命運會發生什麼樣的轉變？就目前來看，他們似乎隻能是大量地流落到城市的角角落落，變身為打工者部落，並被賦予一個新稱謂：農民工（人），一個可喜可賀還是可悲可歎的命名？進城打工真的就能改變他們的命運？未來農民將何去何從？這些實際上是當代社會必須正視的新生的農民問題，《高興》就是作者對這個問題敏銳的覺察並試圖還原進城後農民的生活現狀。
毋庸諱言，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導致農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而農民的巨大轉變和轉變後的生存現實孕育了《秦腔》和她的延伸姊妹篇《高興》。《秦腔》是還原一種傳統文化的遠逝，是懷戀、遺憾和立此存照；《高興》也是還原，但還原一種進城打工農民正在生成的新的身份和精神心理，一種農民本位身份正在沒落和沒落之後不農不城的身份尷尬；但《高興》還有一種心理焦慮，農民沒有了農民身份之後，最終會是什麼？《高興》可能在預言傳統農民寫作的一個變異。如果這種轉變成為現實的話，或許，純粹的農民身份形象，以後甚至永遠在文學作品和閱讀期待中將失去它的身影。這使《高興》隱隱地有一點傷感，因為骨子裏《高興》依然是一部鄉土精神小說。
我必須強調，我說的是，沒落的是農民身份及這個文化符號應有的文化內涵，而不是這個群體的存在。今天的農民絕不認同自我身份的狀態定位。社會巨型發展推動農民身份轉變，這是社會因素，農民被迫覺悟和覺悟後的主動迎合這種社會要求則是當代農民打工者改變自我的主觀因素。中國農民之所以急於和堅決地想改變自己的身份，恐怕跟長期以來曆史凝固下來的社會心理有關。因為曆史上，農民的文化身份隻意味著愚昧落後狹隘自私肮髒低賤。
這種身份印記單是在20世紀中國文學形象譜係中就有悠長的記錄。20世紀中國文學形象與20世紀中國曆史密切相關，形成基本的兩大人物譜係：農民和知識分子。而且往往是寫農民的作家又寫知識分子，創作者形成一種潛在的“鄉村愚昧視角與城市文明視角互換、互斥和互融”的創作視點：作品人物係列中潛在地有著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對視，農民鄙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批判農民愚頑落後麻木保守。創作者多是知識分子自居，所以這種創作格局形成也折射的是創作者內在精神的二元對立結構，知識者總是啟蒙者，而農民總是啟蒙的對象。自然是魯迅開了先河，廢名及五四鄉土作家多有嚐試，到東北作家群尤其是蕭紅，再到丁玲，尤其是沈從文，再到孫犁、汪曾祺等等都有“雙聲對話”。這其中有魯迅式的哀怒，蕭紅式的悲憫，沈從文式的憂鬱，汪曾祺式的平和，也有孫犁式的詩意，但更多的是鄉土作家的反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