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視角下去觀察《高興》，覺著有了變異。如果說阿Q是盲目的阿Q主義，是“精神勝利”，那麼到高興，則是對農民身份的焦慮體認和身份否定，也就是我所說的農民身份的沒落。焦慮產生身份自覺，自覺導致自願地身份否定，否定自我的“精神勝利”。
但否定自我之後隨之就有了身份的尷尬即高興的尷尬（悲哀）：既不是城裏人（等同於知識人，在高興眼裏），又不想做農民，導致身份、體認和行為舉止的尷尬。“我這一身皮肉是清風鎮的，是劉哈娃，可我一隻腎早賣給了西安，那我當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麼一點兒的孤，也有了那麼一點兒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個聲響。”（第一節）更精彩近乎癡人夢囈一般的是緊跟著“舉例說明”、“我的確貴氣”的七大證據！這是多麼逼真的現代農民打工者的“迷城”心態。有人會說這依然是阿Q主義，但我以為，這是現代農民內在精神的自覺。他們對城市文明的強烈渴望實際源自農民對自我身份及這個身份符號所應該包含的精神文化意義的自覺否定。大批的進城農民工正在完成自己身份的轉變：既是自覺自願的，也是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被動促成的，已經造成的現實是大麵積的農民通過進城打工人口遷徙所造成的身份變遷，導致“農民工”這個有特定意義的身份及其所負載的新文化內涵正在潛移默化地形成。它顯然不再是純粹的農民身份符號所能涵蓋，雖然還有農民氣。
然而，聯係到現實中大量的農民工的各種遭遇，我們隻能說，不論現實中的劉哈娃，再想變成想象中的“西安的劉高興”（第一節），再用西裝皮鞋裝扮自己，再把自己裝扮得像個知識人，再做發財做有錢人的夢，但在骨子裏，改變不了一個農民的狹隘局限和終被現代文明拒絕的遭遇。劉高興其實不高興，五富就是無福，石熱鬧未必真愛熱鬧，石頭變不成玉。似乎是宿命，但宿命的根源是身份上附加的恥辱和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文化身份歧視。身份困境是當代農民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生存困境的主因。《高興》中的“高興”們的尷尬遭遇其根源就在此。《高興》正是在這一點上扼住了當代社會情緒的咽喉。
未來農民或許真的就可以失掉長期以來文化身份所附加的恥辱徽記，這或許真的就意味著社會進步。那麼，農耕文化究竟還值不值得留戀？“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中國農民問題，甚至是所謂的“三農”問題當然需要解決，但企圖通過進城打工，隻想成為一個城裏人，認為那樣也就成為現代文明人，這種想法不比阿Q當年“待三個蘿卜吃完時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高明多少，這絕對不是真正有效地解決當代農民問題的辦法！
作為一直自我認同農民身份，並且對農耕文化有著一定留戀和執著懷念的賈平凹，在審視這種農民者自身身上發生的精神焦慮和身份思變的狀態時，依然本著反思批判現代性的認知和責任，對將要遠逝沒落的農民精神和身份給予關照，並對正在發生的農民們的“高興”事兒，表示真誠的擔憂和質疑。我們不難在文本閱讀中讀出現代鄉土小說一貫的敘事視點的複調特征來，超出文本之上有一個“自身的理性精神與文化情感之間的分裂與衝突”的作家在反思甚至是批判現代文明。他忍痛從《秦腔》中看到農耕文明的沒落，現在又在《高興》身上發現了這個文化直接的負載者——農民身份沒落的精神深層原因：中國農民在現代市場和多元文化的強烈衝擊下，既迎合時代大潮又在迎合中產生身份焦慮，並集體思變，想要洗刷身份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