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高興》納入整個賈平凹小說體係當中去觀察，不難發現，《高興》完成了賈平凹小說人物形象的三角架構：主打寫作商州農民，後著力於《廢都》等城市知識分子題材，而《高興》則寫一個一心想做城裏人的非農非城的雙重身份的人物及其心態和掙紮。正是對這種身份尷尬的發現，完成了特別社會時期的“一份份社會記錄而留給曆史”。就像當年的《浮躁》反映農民們在改革中的蠢蠢欲動時代情緒一樣，像《廢都》在當年就預言了知識分子在市場大潮中精神變異頹廢沒落即“廢”了一樣，也像《秦腔》回望惋歎正在漸行漸遠的農耕文化一樣，《高興》概括了時下大量在城裏跌打滾爬的農民打工者所擁有的普遍對現代文化（其代言者就是城市）和對自身身份的逆反形成的畸形心理。賈平凹再次通過他的作品向人們準確地傳達發送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和心理。在這個意義上，賈平凹君無愧於“鬼才”美譽，他總是當代社會情緒的先知先覺者，以自己的作品證明了“小說的智慧”。
“社會記錄”的寫作姿態決定了《高興》近乎坐實地原生態寫實。有論家指出這部作品敘事方法是賈平凹創作的又一次轉型，就其個人整個創作體係而言顯然是對的，但若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閾（譬如20世紀小說史）去判斷，《高興》的敘事其實是一種回歸，幾乎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的恢複。取材於現實人物原型，真實地還原現實人物的生活，以典型環境和典型情節試圖刻畫典型人物的精神，包括細節等等都是作者從實際生活中采掘來的。一直貫穿賈平凹君長篇敘事的意象敘事，在這部小說中多少有些淡化；也不太接近於《秦腔》的“渾沌”敘事（王德威語）。但顯然這是作者的自覺，為了“使故事更生活化、細節化，變得柔軟和溫暖……就故意笨拙，讓它發澀發滯，似乎毫無了技巧”。寫實，對於《高興》，或許這是更合適的技巧。不過，有點遺憾的是，《高興》講故事失之瑣碎略顯囉嗦，人物形象似欠飽滿，也不像《浮躁》、《廢都》那麼大氣，震撼人心的力度削弱不少。
從《高興》主人公自敘傳體的敘事話語中，多少讓我們從小說形象的“我”身上讀到了一個住洋房、穿品牌衣骨子裏叫賈平娃的鄉娃的重疊身影：平娃激動地、痛苦地，又自得其樂地說著自己的“高興”，但其間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複雜情緒：似批判反思又似同情鼓勵，似尷尬又似自得其所，似焦慮又似認同，似是而非。這種複雜情緒，或許反映出作者自己對農民工問題多少有點把握不定，但更反襯出它既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