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在文本敘述上也展示了令人驚喜的獨到之處。它采取的是一種戲謔的敘述姿態，收獲的卻是“含淚的微笑”的美學效果。眾多評論者都發現劉高興與五富的身上閃爍著堂·吉訶德與桑丘的光芒，但仔細品味，兩者之間卻趣味迥然。《堂·吉訶德》中遍布著諷刺的歡快和可笑，但諷刺之餘敘述者似乎又滿懷歉意地轉過身來對堂·吉訶德報以笑臉相迎的安慰，懷抱一種歎惋的感情；而《高興》則通篇以笑來敘事，用“劉高興笑對生活”來支撐起小說的文本敘事，但最終帶給我們的卻是一種悲苦與無奈。也就是說，前者是以諷刺為手段達到笑的目的，在一種樂嗬嗬的悠然中揭示出曆史的前進和落伍的可笑；而後者則以笑為手段，在笑中完成了對當下現實的批判與反思。為了收獲這樣的閱讀效果，賈平凹甚至幾易其稿，最終采取了第一人稱敘事的方式。劉高興成為小說文本的敘述者，他以自己獨特的心理感受和身份想象，引導小說穿梭於城市底層生活的渦流與濁浪之中，這不僅給我們以翔實的信息衝擊和深切的現場感受，而且他那特有的城鄉雜糅的思維視角、土裏土氣的言說方式和故作高蹈的話語姿態構成了小說敘述的基本形態：戲謔。首先是場景的妙趣橫生：小說開篇那段看似簡單錯位的問答對話，展現的是劉高興的頑固和執著，他頑固於自己對城市身份的想象，執著於對五富一言九鼎的承諾；劉高興冒充處長幫助翠花討要身份證，卻一時緊張錯說自己是記者，最終以自以為高明的機智挫敗了對手的質問，劉高興的裝腔作勢和狐假虎威讓我們感到既好笑又歎息；劉高興在馬路口違規時與交警的調侃和逗趣，向我們展示的則是他的幽默和圓滑；對付小區門衛，劉高興當麵對其極盡阿諛逢迎、拍馬溜須之能事，而背後卻蔑視唾棄他的愚蠢。除去這些頗具搞笑的場景，劉高興對生活的態度也讓人忍俊不禁：他樂於跟小鳥搭腔逗趣，幫助螞蟻搬食物螞蟻卻不領他的情，撿破爛時問候街巷中的槐樹，還時常鼓勵並討好自己身上的各個器官，用他的話來說隻有這樣它們才會好好工作運轉，使你健康，他不願意與不看重自己的人慪氣，認為那是沒識見，鼓勵自己要像小草一樣默默地、有滋有味地活著，等等。總之，劉高興處處以高興幽默的姿態麵對城市生活，他學習城裏人優雅地吃飯，整潔講究的著衣，甚至在辛勞之餘看報吹簫以豐富精神生活。然而他做一個城裏人的夢想卻遭遇了城市的全麵排斥和打擊。構成城市運作動力和體麵形象的權、錢、智三大支柱都對他采取了拒絕的姿態：以韋達為代表的有錢階層除了享受女人就是泡在飯店裏吃喝玩樂打發時光，對孟夷純的被抓毫不在意，而對劉高興和五富則以一盆土雞極盡嘲弄之能事；以警察和市容檢查隊為代表的有權階層對劉高興們采取的是驅趕和恐嚇的姿態，底層人民完全是他們假想中的潛在作案者和惹是生非者；而在劉高興的幫助下打開家門的知識階層的教授之流，則在背地裏懷疑劉高興是小偷。最讓人感到可悲可歎的是，即使是那些由鄉下進入城市還尚未站穩腳跟的“半城市人”，他們對劉高興們也並不仁慈：賓館保安的嘲弄、小區門衛的刁難、韓大寶和陸總的明欺暗騙。這一切織就的無情大網將劉高興從夢想的雲端猛然拽落大地，跌得傷痕累累。以高調姿態興衝衝地試圖融入城市生活的劉高興最終卻一敗塗地、垂頭喪氣；他所失去的不僅是對城市身份的希望，同時還搭上了五富那純樸安分、沒有過分奢望的生命。可以預見的是，孟夷純的入獄、五富的喪命、杏核夫婦的被抓給予劉高興的不僅是生命不公的打擊，而且是人心向善的失敗，這種精神的痛苦和打擊比之肉體的困苦勞頓和情感上的憤怒怨恨更醒目也更可怕。這種用高興貫穿的快樂敘事帶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哀傷、憤懣和痛苦，賈平凹以含淚的微笑寫出了底層敘事倫理的真實和艱辛。
小說另一值得稱道的收獲是劉高興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中擠滿了農民的形象，但他們大多可以用善良、愚昧、勤勞、樸實、自私自利、自欺欺人、追求上進、向往美好等等諸如此類的詞語概括而出；然而在劉高興身上我們卻發現了想象的力量，劉高興是一個善於想象、熱衷於想象並且相信想象的農民，至關重要的是他勇於極為自信地將自己的想象付諸行動，這在此前文學史上的農民形象中是不存在的。我們看到，正是在想象的作用下，劉高興不再是一個單薄扁平的農民形象，他變得複雜生動起來。甚至可以這樣說，《高興》這一小說文本的展開和演進依靠的就是劉高興的想象，從根本上看它是一部關於“腎”與“鞋”的想象產物。小說在開篇部分寫道：“我說不來我為什麼就對西安有那麼多的向往！自我的腎移植到西安後，我幾次夢裏見到了西安的城牆和城洞門扇上碗口大的泡釘，也夢見過有著金頂的鍾樓，夢見我就坐在城牆外的一棵彎脖子鬆下的白石頭上。”正是對“腎”的尋找，促使劉高興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進西安城打工，這成為推動小說情節展開的一個重要元素。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他進城後對自我重新命名的看重，對個人主體性的強烈維護。如果說關於“腎”的想象完成的是劉高興對“自我身份”的頑強認同，是對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那麼對“鞋”的想象則是劉高興追求“個人幸福”的浪漫象征。當“大腳骨”舍棄他而嫁給別人後，劉高興買回了一雙高跟鞋，“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頭皮鞋的！能穿高跟尖頭皮鞋的當然是西安的女人”，正是這雙皮鞋在劉高興的潛意識深處植上了浪漫的種子，於是才有後來邂逅孟夷純的觸電感覺，以及其他由此而生的既痛苦又幸福的輾轉與奮鬥。由此可見，小說《高興》其實就是一個關於農民劉哈娃（劉高興的原名）自我想象的世界，是他潛意識深處頑強誕生的南柯一夢。既然是夢，那就可以充分展開想象的翅膀，自由地翱翔，甚至出現悖謬荒唐的情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小說中的劉高興給人一種矛盾而蕪雜的感覺。他善良誠懇但又使奸耍滑（欺負在小區收垃圾的禿子），追求本質但也愛慕虛榮（愛聽老範、五富等浮誇自己），遵守本分卻也知法犯法（收醫療垃圾），助人為樂卻又助紂為虐（騙五富、石熱鬧繼續挖地溝管道），追求自尊卻貶低他人（看不起五富等人），聰明儒雅而又自欺欺人（小說開篇關於正麵像與側麵像的計較）等等。總之，劉高興是一個在想象中行動的人物，他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他的身上體現著當下城鄉接合部裏特有的嫁接式的品質，這個結合部裏所有的萌動、混亂、迷茫和失落在他的血液裏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基因；他是一個嶄新的形象，因此也顯得有些混沌，但這種混沌給人一種生機盎然的刺痛感和鬱鬱勃發的鮮活力。
當然，小說在帶給我們驚喜與震撼的同時，也留下了令人歎惋的遺憾。首先，敘述的失控。我們不得不承認，與賈平凹此前的小說相比，《高興》的敘述大失水準。通過前麵的分析我們知道，其實是“腎”與“鞋”構成了這小說敘述的法門。隻要作者恰當地把握好這二者在小說敘事中的作用，完全可以控製住小說敘事的節奏，在跌宕起伏中演繹出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但隨著敘事的展開，小說卻在散漫中漂蕩開去，在孟夷純出現之前，小說幾乎沒有像樣的敘述動作存在，也就是說，沒有明確的原因在推動小說前行，作為有效的敘事動作的“腎”除了在小說開篇部分略微提示之外，卻隱而不見了。小說的敘述就是撿破爛的過程，對這過程的呈現成為小說敘述的全部，完全是為了撿破爛而撿破爛，小說在蠕動中行進。也許這與劉高興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農民身份密切相關，但第一人稱敘述所能決定的也隻是敘述的聲音和情感，至於小說情節的起伏、故事的緩急、結構的開闔仍由作者本人來掌控。但讓人迷惑的是賈平凹似乎過於信賴作為敘述者的劉高興，或者是太想塑造一個真正擁有獨立自主性的農民形象，從而將小說文本敘述的一切權力都拱手讓給了他，這直接導致了小說前半部分敘述的煩悶和枯燥，進入讀者閱讀視野的完全是一個個片段式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之間缺乏明顯的銜接和貫通，顯得雜亂而無章。也許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體現了農民視野敘事的原生態景觀，但這種敘述姿態的放任自流最終帶來的卻是小說敘述節奏的喪失、敘述魅力的祛除和敘述難度的消解。這是否有些得不償失呢？也許，老練的賈平凹也認識到了這種敘述的危機，他趕緊采取了補救的措施，於是孟夷純出現了。孟夷純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給小說製造了新的敘述動力，但令人擔心的事情卻接踵而至，小說在這裏並沒有很好地挖掘劉高興與孟夷純愛情的曲折與升騰，以彰顯草根愛情的彌足珍貴和感人肺腑，卻將其處理得過於草率，使情節最終落入了“英雄救美”（劉高興已經被賈平凹塑造成了一個英雄，盡管最終是一個沒落的英雄，這很讓人無奈和失望）的俗套。並且小說中還生硬地插入一個“鎖骨菩薩”的故事，目的或許在於說明這愛情的純真和可行，但給人的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畫蛇添足和欲蓋彌彰，讓人哭笑不得。小說隨後的敘述完全失去了控製，以加速度向結局飛馳而去，直至五富在挖地溝中悲慘地死去。我們發現，“腎”與“鞋”（後來轉化成了孟夷純）隻是作為小說中的靈光一閃而過，根本沒來得及有效地發揮它們作為敘述動作的效力，而整部小說看似前半部分鬆弛後半部分迅疾，其實在總體上給讀者的印象也隻是一閃而過，沒有留下多少值得咀嚼和回味的空間。小說就是這樣在溫吐而柔軟的敘述中失去了尖銳而深刻的意味。其實，賈平凹在後記中小說《高興》敘事的一再解釋正說明了他的不自信和無可挽回，所謂“亂了節奏而顯得順溜”，於是“故意笨拙，讓它發澀發滯，似乎毫無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盡的那種不會了寫作的寫作”，如此等等，隻是自說自話而已，實在難以讓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