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引記》所附《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裏程一覽表》，約3450字，詳細記錄了紅一軍團1934年10月16日自江西於都縣銅鑼灣啟程，至1935年10月21日到達陝北吳起鎮止，這期間每天行軍的出發、經過、宿營地點和行軍裏程。
從《西引記》的內容看，許多情節與親曆長征紅軍將士編寫的回憶錄性質的《二萬五千裏》，即後來印發的《紅軍長征記》中的內容基本吻合。如強渡烏江，素材來自《二萬五千裏》中劉亞樓的《渡烏江》；紅軍痛飲茅台酒的趣聞，源之熊伯濤的《茅台酒》；紅軍在草地斷糧，引自舒同的《蘆花運糧》等等。《西引記》所附的《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裏程一覽表》，也與《二萬五千裏》書稿後的附表一致。
那麼“幽穀”是誰，他怎麼能依據1937年2月在陝北編輯的《二萬五千裏》寫成《西引記》呢？現在已搞清，“幽穀”，是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的化名。當時，董健吾的公開身份是上海聖教會牧師。董健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曾看到過延安派人秘密送到上海並準備在上海出版的《二萬五千裏》謄抄稿。董健吾就是利用這些原稿，改編寫成《西引記》予以發表，將紅軍長征傳奇般的曆險經曆披露出來，引起了眾人的關注。
“幽穀”當時身處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區，為了淡化與遮掩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他不得不在標題文字上采取折中或變通的技巧。如把標題中的“西行”改為“西引”，文中又稱為“長行”、“西引”、“西行”、甚至稱為“西竄”；在附表注釋裏加一句“統計西竄行程為一萬八千零八十八裏，號稱二萬五千裏，是誇大之詞”，等等，以此來掩飾作者明顯的政治傾向。另外，“幽穀”寫於1937年5月16日的文前《序言》：“餘作是篇，因限於篇幅，不能詳盡，惟舉其犖犖大端，以存中國民族近代史跡一頁耳。餘既非參與其役，又未列於近剿，何能言之鑿鑿，一若親曆其境者？蓋於雙方對峙之營壘均有餘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盡述於餘。餘乃考其異同，辨其虛實，然後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記者記之，而成此篇，諒吾友不以餘之執中從略而相責也……”既向人們暗示了紅軍有人給他提供了資料，他從中摘要寫成此文，同時又以撲朔迷離故弄玄虛的自白來加以掩飾。
刊載幽穀著《二萬五千裏西行記》的《月報》雜誌
《逸經》雜誌刊載《紅軍二萬五千裏西引記》10天後，即1937年7月15日，上海出版的《月報》雜誌第7期，又將幽穀的《西引記》以《二萬五千裏西行記》之名予以刊發。
《月報》，1937年1月15日在上海創刊。胡愈之、孫懷仁等主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主要撰稿人有胡適、顧頡剛、陶希聖等。設有政治情報、經濟情報、社會情報、文藝情報、現代戰爭論、社會小諷刺欄目等，尤重視中國抗日戰爭和國際反法西斯鬥爭的情況介紹和報道。《月報》雜誌7月15日刊載《二萬五千裏西行記》後，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
《二萬五千裏西行記》
《二萬五千裏西行記》，天行編，上海自由出版社1938年3月出版，32開，106頁。目次有：幽穀著《二萬五千裏西行記》、莫休著《大渡河搶渡》、李敏著《談到朱德》、任天馬著《遊擊戰與朱德》、王唯廉著《談談毛澤東》、王唯廉著《武漢時代的毛澤東》、馬駿著《最近的毛澤東》。附《毛澤東等呈蔣委員長一致對日抗戰電文》。
全書共約54000餘字。其中，1―49頁為幽穀著的《二萬五千裏西行記》，包括正文和《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裏程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