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黨校校刊編輯室編輯的《理論動態》第四十七期上，又刊出了趙樸初懷念周恩來的詞《金縷曲·於西山得一幼鬆移植盆中持歸供周總理像前因作》：
莫道盆鬆小，是移來，雪山筋骨，霜崖新貌。遺像瞻前欣得地，已見稚虯騰蹈，待他日撐天夭矯。自是扶持緣正直，信人心所向關天道。今與昔，長相照。
每因睹樹思周召，最難忘，天安門外，萬株衣縞。淚湧江河流德澤，袂舉風標節操，知激勵人群多少！大地春雷摧蟻夢，喜興邦漸展身前稿。唱不盡，千秋調。
詞中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最直接的描述。這首詞，當年曾被文藝界人士以多種藝術形式演唱，廣泛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哀思和緬懷。
趙樸初這兩首廣為流傳的辭章表明，他是一個敢於承擔政治風險的人。
於是，“《革命詩抄》編輯組”找到他後，他欣然為該書題簽。
經過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節革命詩抄》印刷成書後，卻沒有得到發行。
有關部門得到該書後，為了與中央“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調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並對“編輯組”的工作人員追查“政治責任”，責令他們寫出“深刻檢查”。
但是，民心不可違。“編輯組”的人無所畏懼，他們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麵準備變賣家產，賠償所領導所撥的20萬元專款，然後進監獄；另一方麵則據理力爭，爭取該書得到發行的正當權利。
經過兩個多月的交涉，有關部門終於放行，但要求書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節”的敏感字樣。因此，該書書名改為《革命詩抄》後，才得以發行。到1978年3月，這本詩抄先後共印發了26萬多冊。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16位教師，自發組織起來搜集和整理天安門詩文。他們把這個小組取名為“童懷周”，即取“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
1977年1月，周總理逝世一周年之際，“童懷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門革命詩抄》。他們將詩抄在學院內散發，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時，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詩詞，他們還在天安門廣場公開貼出征集布告，並留下了聯係地址和電話號碼。這在當時是一個危險的壯舉。
北京市有關部門立即指令，嚴密監視“童懷周”的行動。
3月，“童懷周”成員之一白曉朗，因在1月8日張貼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小字報，並被人聯係到他編輯詩抄的活動是“社會聯係較廣、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
在查抄他的辦公室時，那本油印本《天安門革命詩抄》也被抄走。
為了防止意外，保存這些詩稿，“童懷周”們一同商量，決定把全部詩稿轉移到家住郊區的一個人家裏。
白曉朗的被捕，並沒有延緩天安門詩稿的征集工作。童懷周的正義行為得到了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經留存天安門詩稿的人，按照童懷周在天安門廣場留下的聯係方式，紛紛將詩稿送來，北京市有關部門，也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的詩詞手稿、照片和影印資料。
1977年清明節前夕，童懷周編印出第一本鉛印本的《革命詩抄》。
7月1日，他們又編印出第二集。
11月，他們又在一、二集的基礎上進行了校訂和整理，並和原擬編為第三集詩文補入，合為一本，定名為《天安門革命詩文選》，在周恩來逝世兩周年前後，印刷發行。
印刷發行這些詩文集，都是童懷周成員們自掏腰包，承擔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在《天安門革命詩文選》印刷發行時，他們標上了“工本費120元”的字樣。該書前麵有30頁的反映天安門事件的照片，印刷精美。
1977年6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稍後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世界文學》編輯部的4位同誌，也開始從事天安門詩詞的搜集和編輯工作。
在“四五運動”兩周年之際，這本書名為《心碑》的天安門詩文集終於問世。
不過，像《革命詩抄》一樣，《心碑》的發行也受到過阻撓。《心碑》發行後，有關部門以外國人弄到了這本書為理由，要求對進行編輯工作的4位同誌進行審查，而世界文學編輯部的領導則對這種無理要求予以拒絕，並義正辭嚴地說：“天安門詩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這有什麼稀奇的？！人民的作品為什麼不能出版？”
這些當時所謂的“非法出版物”在民間廣為流傳著。人們從詩抄中不僅汲取了文學的養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變天安門事件定性的抗爭決心。
在此期間，出於對周恩來總理的熱愛，一些公開的出版物，也在衝破種種阻力，將天安門詩歌公布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