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送達地、州、市、縣各考點的100多萬份試卷，需要用2000餘條麻袋來分裝和鉛封。省教育局無力解決，隻好求助有關部門。
當時，因為麻袋是防洪和專用的計劃物資，有關部門不同意隨便動用，可是考試時間即將臨近，情況甚急。
省教育局不得不請示省委出麵協調。省委領導當即拍板：
戰備物資一般不能動用，高考是全國大事，當務之急，先用後補。
於是，立即責成省有關部門征調了2000餘條麻袋。這樣，迫在眉睫的困難得以解決，100多萬份高考試卷在考前按時安全地送達各考點，使得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年考試得以順利進行。
1977年10月，30多歲的劉建平從河北新醫大學，來到河北省招生辦。
劉建平說，當時的招生辦隻有7個人，他是屬於比較年輕的。招生辦最值錢的家當是一輛三輪車。因為年輕，體力活都是劉建平的。
要發文件，劉建平就得騎上三輪車去買油墨、輥子和白紙，然後把紙送到印刷廠裁成所需大小，把文件一頁一頁地用輥子推出來，常常累得腰酸背疼。
1977年，河北省的高考時間是12月15日、16日。命題由省裏負責，於是領導便安排劉建平負責組織命題工作。
待命題工作順利完成後，就是印卷。劉建平說，印卷是在河北省保定的一個監獄印刷的，犯人沒法出去，都是鉛字排版手工印刷。劉建平和工作人員在監獄住了幾十天。一科一科地印，印完後裝袋、密封、貼密封條、蓋密封章、科目章。
劉建平說，最累人的活兒是蓋章，2個密封章1個科目章。他速度最快，每分鍾能蓋25袋。“哢”、“哢”，天天蓋章，累得胳膊肘都抬不起來。
當年河北省報名的考生32萬人！想想看，光蓋章就得好幾天。不能回家，也不能和外界接觸，天天和犯人打交道，從命題到印卷，過了40多天的“禁閉”生活。
印完卷，劉建平等人又被領導安排到外地“隔絕”，直到高考結束後才回家。
考完試後，上線考生的檔案都由地區教育部門送到省裏。因為沒有專車，所以大家無論多遠，都用麻袋把檔案裝起來，坐火車背到省會。而且因為責任重大，絲毫不敢懈怠。下了火車再趕公交車，背著個大麻袋，一身的塵土，一臉的疲憊。
對此，劉建平說，當時有個特別形象的順口溜兒：
遠看像逃難的，近看像要飯的，走近一看是招生辦的。
高考帶給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以希望和夢想，同時也帶給那些為高考付出心血、自由、汗水的幕後英雄們，以欣慰和無與倫比的自豪。三、各地分考
●陸開豐說：“考試秩序非常好，參考者，遵守考試紀律；監考者，服從考試要求。”
●牟子寧說：“我一直哭著寫高考作文，監考老師也哭著看我寫作文，我居然晚了半個小時交考卷。”
●童星的父親噙著眼淚，深情地對大夥說：“要不是俺鄧叔（指鄧小平）的政策好，磨盤大的雨點也淋不到俺娃頭上喲！”
● 各地分考對高考學生進行政審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在《意見》中，明確規定考生的政治條件：
政治曆史清楚，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而學習。
但是，具體實施起來就出現了偏差。由於長期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人們在思想上總認為“左”比右好，嚴比寬好，材料多比材料少好。
此外，雖然1977年的政審指導思想明確，但是還沒有具體掌握的細則。在執行中，即便思想比較解放的同誌，在遇到認識不一致的問題時，由於缺少政策依據，通常也不敢過分堅持。
對於六六、六七屆高中畢業生報考的條件，各地根據國務院文件的要求，都作了具體規定，但有的地方偏嚴。
如黑龍江原規定：
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應有縣、團級以上證明。
但是，該省有些基層單位，在具體掌握時層層加碼。密山縣金沙農場的何英健來信反映，他們單位傳達招生文件時提出，這兩屆畢業生報名，必須榮獲過三等功或連續三年獲得先進生產者稱號。
省招委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通知各地從寬掌握，符合招生文件規定的這兩屆畢業生都可報考。
同時，還有一些省、市對這兩屆畢業生的年齡條件卡得過嚴，沒有考慮實際情況。
1977年11月22日，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在教育部召開的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教書記、教育局長電話會議上，專門講這個問題，要求各地在報名時不要卡得過嚴。
同時，也有一些少數基層單位領導，對改革招生製度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以種種理由阻撓青年報考。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壓製青年報考的現象。
有的公社、大隊不支持知識青年報名，如山東萊蕪縣有的生產大隊限製民辦教師、赤腳醫生報名，提出“考不取就不準再擔任民辦教師或赤腳醫生”，給報考青年人為設置障礙。
在1977年時，華應春任廣州市東山區教育局副局長。恢複高考第一年，華應春任新成立的東山區招生辦首任主任。
華應春說，在1977年恢複高考之初，每一個報名高考的考生都要接受政審這項特殊的調查。成千上萬的調查表飛向社會各個角落，對考生的家庭背景進行詳細調查，考生本人並不會知道調查結果。在錄取中，這一張張調查表，就將決定考生能不能上大學，能上什麼樣的專業。
華應春說，在恢複高考之前廣州沒有招生辦，學生上大學都是通過推薦。
在1977年9月，有紅頭文件下來，說要恢複高考，於是廣州市以及各個區很快成立招生辦。剛成立時，東山區招生辦隻有5個人。從組織報名，到安排體檢、政審、組織考場、運送試卷、評卷等考務工作，都是由區招生辦來進行。政審結果都是“內部掌握”。
聽說恢複高考，整個社會歡欣鼓舞，報名者非常踴躍。招生辦從學校調來不少老師幫忙，找了一處比較寬敞的地方，擺起十來張桌子就開始接受報名。每個考生發一張報名表，填好表格交上來就算報了名。
華應春說，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報名點一直排著長隊。考生什麼年齡、什麼模樣的都有，大的三四十歲，小的十六七歲，很多人已經結婚生子，但仍然趕來報名，光一個東山區就報了兩三萬人。
報名表上隻是考生最基本的個人資料，政審是在報名之後進行的，而且政審不會影響考試，隻要報了名就可以參加高考，但政審結果會影響錄取。
負責政審工作的是組織部。考生報名後，招生辦負責發出考生的政治情況調查表，通過郵寄的方式發到考生的父母或直係親屬所在的單位、街道等，對方填寫後再收回，交給組織部，這是一項很龐大的工作。組織部門安排工作人員對考生情況逐一審核並作出結論。政審範圍比較寬泛，包括親屬、港澳關係等。
作出的結論有幾種標準，包括“可以錄取絕密專業”、“可以錄取機密專業”、“可以錄取一般專業”、“不及格”等。學校必須根據政審的結果來錄取考生。如外交、軍事、部隊院校等，就屬於絕密專業。
政審的結果不通知考生，都是內部掌握。考生填報誌願的時候也不知道哪些專業能不能報。因此，有不少考生因為這個原因，沒能進入自己選擇的專業，從而損失了一些有特長的人才。
北京考生靳元，自學英、日兩門外語，在激光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有研究成果。他設計的激光器，比北大設計的體積小，水平先進，是全國科學大會的獻禮項目。靳元也是廠裏和區的科技積極分子。
1977年，靳元的高考總成績是339分。但高等學校以其母親有問題為由，而不願意錄取他。
還有一個考生是插隊知青，政審材料中記載他有偷竊行為，因此他的檔案被退來退去。
經過調查，他確是參加過一次“偷竊”。事情就發生在他插隊的時候。有一天大家在地裏勞動時，肚子都感覺很餓。休息的時候，有人提議摘一些蠶豆夾，回知青點煮煮吃。大家就都同意了。
於是大家齊動手摘了幾斤蠶豆夾，煮著大家一起分吃了。由於此事沒有經過隊長的批準，隊裏就對他們進行了批評。蠶豆夾是集體采摘集體分吃的，事後大家就淡忘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唯獨把“偷竊”的罪過寫進了這個考生的政審材料裏，從而影響了他的錄取。
值得慶幸的是，這類的考生在兩批擴招中被錄取了。
1977年，耿振華在新疆博爾塔拉兵團農五師81團農五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入冬的一天傍晚，耿振華和幾位農工正在離連隊1公裏遠的磚瓦窯燒窯，突然從連隊的高音喇叭裏隱隱約約的傳出了關於恢複高考製度的消息。一連播了好幾天，耿振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那個年代，沒有考大學的概念，上大學也是貧下中農的事。
耿振華既高興又憂鬱，廣播裏常播的、人們常談論的話題就是：
不唯成份，擇優錄取，希望有誌青年踴躍報考，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接受祖國的挑選……
耿振華屬於是有“問題”的子女，父親當時受管製，經長時間的考慮，加之許多長者的說服，耿振華報了名。但僅高考報個“名”，就是一波三折。
耿振華說，1977年的高考，試卷是新疆本地命題，他報的是文科，考5門課，但隻考4場。滿分400分，即語文100分，數學100分，政治100分，曆史和地理合卷各50分。
作文題一是“懷念周總理”，二是“記抓綱治國的幾件事”，讓考生二選一。耿振華選擇懷念周總理。可是他也不知道怎樣寫作文，怎樣開頭，急得他冒汗，手發抖，鋼筆尖把試卷紙幾處戳了洞。
好在他平時喜歡唱歌，記了不少歌詞，最後耿振華以一首歌詞引入：
十裏長街送總理，八億神州淚紛飛；人民的好總理，好總理，你像那鮮花一樣潔白，一樣純……
作文就這樣開始了。最後結尾是：
總理啊，您沒有走，您在我們的心中，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以您為楷模，為祖國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努力學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