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民說,珠海剛剛建市時,幹部主要是從佛山調來的,珠海縣原有的幹部也都直升上來,省裏來的幹部比較少。

吳健民到珠海後發現,原來珠海縣的部分幹部,對建市的思想準備不足,不太清楚珠海建市的意義。還有些幹部對建市後職務的安排有一些情緒,比如原來縣的正局長,現在提升為市的副局長,當不了“一把手”就覺得不滿意,患得患失。

所以,吳健民到珠海的第一件大事是召開幹部大會,做幹部的思想工作,讓他們理解特區工作的重要性,這樣幹起來才能有自覺的活力。

吳健民跟大家講:

國家進入改革新時期,珠海不僅由縣改為省轄市,而且可能被定為特區。

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責任重大,珍惜改革機會,而不要再計較級別高低了。

吳健民說,這種思想工作效果不錯,幹部的情緒好轉了,認識到新珠海和老珠海不一樣,自己承擔的職責也不一樣,開始專心於建市工作。珠海市委開門主抓三件事

吳健民在走馬上任後,開始了緊張而又繁忙的珠海特區建設工作。

經過調查研究,吳健民發現珠海麵臨著不少困難。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

一是非法出境嚴重;二是澳門來的垃圾大麵積汙染珠海;三是缺乏麵向香港的港口,交通條件差。

從1979年到1980年,珠海市曾在邊境截獲非法出境者3271人。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到珠海來主持反非法出境工作會議,分析偷渡主要來自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所以,珠海市委的對策是,從經濟入手大力抓三件事:

請求省政府批準恢複“邊境小額貿易”;通過港澳大力引進中小項目發展社隊企業;整頓農村社隊經營管理,合理分配,提高社員收入。這樣局麵終於扭轉過來了。

第二個頭疼的問題是垃圾。當時的珠海到處都是垃圾,最嚴重的是澳門與珠海之間的垃圾山,至少有幾十萬噸,空氣和水質都被嚴重汙染。

當時,珠海還在利用垃圾搞肥料、撿廢品換錢,一年有100萬元收入。所以,不少人反對停止接收澳門的垃圾。

後來,珠海市委報告省政府,請求幫助與澳葡當局談判。直到1982年春天,垃圾問題才獲解決。澳門不再向邊境堆垃圾,已有的垃圾也進行了無害化處理。珠海也結束了撿廢品換錢的時代。

第三是港口問題。珠海要發展,必須要擁有自己的港口,原有的香洲港,因為淤泥太深,不適宜做通航港口。

市裏經過調查研究決定,新港建在洲仔村海邊,就是現在的九洲港。

1981年6月,九洲港終於正式開工。一年多以後,九洲港正式和香港通航。通過招商引資解決資金

珠海市在建設之初,經濟不太富裕,珠海經濟特區成立,市財政撥了2000元開辦費,特區連固定的辦公室都沒有。

臨時借澳門房地產商林錦成先生,在拱北開發房地產的新聯集團公司拱橋山邊建築工地的鐵皮棚,作為特區辦公的臨時地點。辦公桌椅之類,也是從新聯集團借來的。

在珠海經濟特區初建的頭一年,碰到的困難很多。例如搞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資金,沒有資金,寸步難行。

針對這種情況,珠海特區領導首先從進出口貿易著手。進口需要外彙,出口需要人民幣購貨,既無外彙,又無人民幣,隻有通過澳門的中資企業和老朋友的關係,為國內好銷售的家電以及運輸車輛等商品進口擔保,開信用證。

商品進口後在省內銷售,取得了人民幣。又從粵北、廣西、江西、湖南等地,訂購礦產品分批出口創彙,既解決進口商品外彙的周轉,又為珠海特區“七通一平”的基礎設施建設籌集了一批資金。

九洲港的建設和交通道路等工程,都是靠這些資金投入的。

除了開展進出口貿易外,工作重點放在引進外資的投資項目上。先後與香港太平企業有限公司簽訂協議,後者投資港幣1億元,在水灣頭合作新建“海濱新村”房地產工程;由澳門的吳福、黃施強先生,投資興建澳門新口岸和路環填海工程。

1981年4月28日,與香港海外投資公司的吳兆聲先生簽訂協議,由吳兆聲在大草塘新建石花山旅遊中心(後改為珠海度假村)和住宅區,中方提供地,占六成股權。

在珠海試辦經濟特區的一年時間裏,洽談引進數十項項目,正式簽訂協議20多項。出口創彙3600多萬美元。

九洲港和道路陸續施工,拱北、水灣頭、石花山等房地產工程,先後破土施工。同時,還引進一批工業生產項目。

1982年3月27日至4月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先後到珠海、深圳兩個經濟特區檢查工作。

穀牧說,設置經濟特區是中央的重要決策,一定要把經濟特區辦好。

穀牧讚揚了兩個特區兩年多來在建設上取得的成績,希望特區建設者們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並認真總結經驗,以便更好地前進。

穀牧說,深圳、珠海兩個特區,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內就打開了局麵,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充分說明中央關於試辦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穀牧說,對外開放政策不會變,辦特區的決策不會變,一定要下決心把經濟特區辦好。他要求既要看到成績,又要正視特區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認真總結經驗,繼續前進。

同時,穀牧還就有關外彙使用和管理,進口商品流通,以及打擊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穀牧還先後到南海、江門、新會、中山等地,聽取了有關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促進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情況彙報。

黨中央對特區的關懷,給了珠海人民更大的力量。從1982年開始,珠海經濟特區的建設步伐逐步加快。梁廣大調任珠海代市長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經濟特區的地位正式得到法律確認。

1980年10月,繼深圳經濟特區動工建設後,設在濱海漁村的珠海經濟特區,也正式動工興建。

1981年6月30日,梁廣大在讀到黨外人士胡厥文的一份考察報告後,奮筆寫道:

從生產發展速度和總產值來看,現在全國有兩個典型。一個是城市,即常州市;一個是農村,即廣東南海。

我國農村人口現在是8個億,如果10年後,同樣要達到南海的1/3……即將達到小康之家的社會了。

梁廣大為什麼這樣興奮地寫這封信呢?

原來,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大地春潮初湧,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縣,人們欣喜地發現,家庭養雞數量超過7隻,不再被視為資本主義,農副產品和生產資料也不再統購統銷。

南海縣平東大隊東村二隊的隊長陳蘇,在領導這個生產隊養雞養豬致富的過程中,得到了國家科研機關上海農業科學院畜牧研究所的支援和指導。

生產隊派人去學習,研究所還給他們一種良種雞,即浦東雞,80天就可以長到3斤到4斤重。這些雞的運送,生產隊也得依靠國家。

南海縣政府每年從上海運來數以十萬計的雞雛,供應給各個公社。這個隊各家各戶養雞的綜合飼料,也是由生產隊統一加工配製的,社員以實物換回。

生產隊的獸醫和防疫員,也是隊裏派到上海的研究所去受訓的。防疫員每15天,用藥水給集體和個人飼養的小雞,點一次鼻子,一個月打一次防疫針……

總之,在養雞這個事業上,生產隊離不開國家,社員離不開生產隊。養雞不是使農民同社會主義疏遠,而是靠得更近了。

盡管南海已經在“冒天下之大不韙”,但縣委書記梁廣大依舊認為,群眾思想中“怕富不敢富”的桎梏還有待進一步破解。

此後,南海縣上下的幹勁更足,糧食生產節節攀升,多種經營處處開花,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大辦工副業,“四個輪子一起轉”。

缺乏人才,就從社會上廣泛招聘,曾經的“地富反壞右”和當年被批鬥乃至判過刑的“投機倒把分子”也在“人才”之列,縣裏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並委以廠長、技術員和供銷員等職務,並在年底進行總結和表彰,這些人最多時收入竟超過3000元。

當時,有人說他們是起用“牛鬼蛇神”,有人說他們的表彰大會是“投機倒把分子”大會。當然,還有人直接將矛頭對準梁廣大。

麵對四起的責難和攻擊,南海縣的幹部群眾,暗暗為梁廣大捏了一把汗。“梁膽大”的綽號,也悄悄地被叫開了。“膽大”就是敢想敢幹、敢於試驗,衝破樊籬、勇敢躍進。

擔心歸擔心,老百姓的心卻越來越敞亮:到1979年,南海縣成為全省經濟收入和分配水平最高的一個縣,人均收入分配從120元躍升到220元。

然而,梁廣大還不“過癮”。這年春節臨近,梁廣大帶領縣鄉幹部,抬著6頭燒豬、10壇九江雙蒸,帶著100萬響的鞭炮和焰火,敲鑼打鼓,到人均收入超400元的大隊生產隊“祝富賀富”。

梁廣大一邊飲酒,一邊表示:富有功,富光榮,窮不是我們的目的,富才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此後,南海逐步將經濟發展的方向,由農業轉向工業。並開始動員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回鄉投資興辦企業。

不久,發生在南海的一切,引起了中央領導胡耀邦的關注。

1982年5月,就在梁廣大堅持“祝富賀富”3年後,他被上調到佛山地委工作。第二年,梁廣大又被調至珠海特區工作。

1983年7月,懷揣介紹信的梁廣大,隻身一人來到了深圳。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向梁廣大介紹了特區建設的有關情況。在之後幾天的考察過程中,梁廣大盡可能的多走多看多問,進行學習。

同年9月,梁廣大被廣東省委正式派往珠海工作,10月任代市長。

珠海建市時,工農業產值不足9000萬元,工業體係薄弱,隻有幾個造漁船、織網和五金的小廠,整個財政不到2000萬元。有時,幹部工資靠省裏財政補貼,才能勉強發出。

市裏還曾組織了3個撿破爛的公司,通過撿拾澳門傾倒到關口垃圾堆中的舊電視機、冰箱、電風扇和摩托車,來補貼財政。

橫亙在珠海麵前的困難,還不僅僅是萬事開頭難的“難”字。珠海是珠江出海口,河網縱橫。當時,從廣州到珠海,要經過6個比較大的渡口,100多公裏的路一趟單程就要一天多。這樣費時費力,嚇跑了不少投資者,特殊的地理條件是限製珠海發展的主要因素。

為此,珠海市委領導在探索中,不斷尋求著解決之策。在困境中尋求解脫之道

困難不可回避,但特區建設的步伐卻一刻不能停止。如何盡快打開發展的新局麵,梁廣大將目光投向中發[1979]50號和中發[1981]27號文件。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發[1979]第50號《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中指出:

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辦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

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彙管理和海關製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