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全麵突破
●鄧小平明確說：“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
●董富勝說：“糧價全麵放開後，有的卻說廣東帶了一個壞頭，有的說廣東抬高了全國的米價。”
●一位老大娘說：“我每天都來這裏買菜，這兒的菜新鮮、便宜。”
● 全麵突破中央提出建立市場經濟
1992年，這又是中國改革開放曆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年。
當時，關於改革的爭議，對於改革的各種質疑，在全國各地時有出現。
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開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1992年l月17日，農曆臘月十三，一輛沒有編排車次的綠皮車，悄無聲息地駛出站台，深夜出京，向著南方奔馳而去。
此刻，鄧小平坐在南行的列車上，回顧剛剛過去的1991年，展望1992年，縱觀世界形勢，思考著中國的未來……
1月19日上午9時正，鄧小平在時隔8年之後，再次乘列車到達深圳，下榻深圳迎賓館桂園。
千裏迢迢，舟車勞頓，但是，80高齡的鄧小平卻毫無倦意。他說：“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處去看看。”
稍事休息後，在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市長鄭良玉，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厲有為等陪同下，鄧小平乘車觀光了深圳市市容、火車站、皇崗口岸等。
看到深圳的巨大變化，鄧小平發表了長篇講話，他高興地說：“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
針對一段時間以來，姓“社”姓“資”的爭論造成改革開放難以開拓新局麵的現狀，鄧小平說：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一下子驅散了姓“社”姓“資”的爭論造成的陰霾，給了人們一個辨別是非的銳利武器。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論勇氣，衝破禁區，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解決了困惑中國多年的難題，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確定了新的目標模式。
在鄧小平提出這一創見之前，全世界都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才是市場經濟。
鄧小平正是對大量經濟現象進行了多方麵的、深入的、實事求是的思考後，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他果斷地提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的談話，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不久他的關於社會主義也要市場經濟的觀點就在全黨形成了共識。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幹問題時，大家一致讚成鄧小平的談話，認為這些思想對我國的改革與發展意義特別重大。
6月9日，在中央黨校發表的講話中，江澤民明確地向與會同誌說：“我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個提法。”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
此次大會明確地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總目標。
接下來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勾畫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藍圖和基本框架。
中央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標誌著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
在這一時期內，中共中央、國務院加快宏觀經濟體製改革步伐，對財稅、金融、價格、勞動製度進行了改革，推行現代企業製度，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與監督等。
所有這一切，不但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發展，而且也為價格體製的進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從此，原來希望以計劃體製統領市場機製，“計劃為體、市場為用”的觀念被徹底放棄，我國的價格體製改革，進入了創建市場價格體製的新時期。全國糧食價格逐步放開
1992年4月，國家決定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同時提高糧食統銷價格，實行全國購銷價格聯動，實行了“管購放銷”、“購銷全放”的辦法。
其實，我國糧食價格的放開，經曆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廣東一直走在我國糧食改革的前列。
我國糧價的放開經曆了三個階段，曆時約13年之久，1979年到1984年為第一階段。
借助深圳特區的政策優勢，廣東省糧價嚐試放開的試驗田選在這裏，放開統購的政策口子，並開始了逐步縮小統購統銷的範圍。
1980年，廣東成立了糧食貿易公司，進行大量糧食的議購議銷。
也就是在這時，廣東糧價在全國第一次掙脫高度統一管理，在深圳出現了“雙軌製”。
從1985年中央將糧食高度統一管理的部分權限下放給廣東開始，到1991年期間，糧食價格的放開進入第二個階段。
在這一階段，糧價在廣東放開的麵積加大，力度加大，在這裏市場上糧食價格與價值的關係逐漸接近。
1988年，廣東率先在全國放開食用油的價格並取消了居民供應的定量，這一舉措一下子震動了全國。
而實際上，當時廣東就曾設想將糧價連同食用油價格，一齊全麵放開。但該舉未獲中央的同意。
於是，廣東就首先放開了食用油的價格。僅就食用油進行了價格放開，當時引來的質疑和責難，也是非常強烈的。
1992年4月，在中央提出放開糧食價格後，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糧食的購銷和價格，取消了糧簿。
廣東的此舉，一下子告別了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製，使糧食的購銷走上了良性市場調節的軌道。
糧價放開，是廣東突破價格難關、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代表作，不僅持續時間長，影響麵大，所招致的指責和批評最多，也是難度最大的一場變革。
從深圳試驗糧價放開，來自各地的責難聲就開始了。到1992年糧價全麵放開，責難更多，廣東周邊一些地區麵對高糧價的廣東，甚至采取行政措施不讓產區的糧食進入廣東。
有的地方甚至直接規定，本區旅客進入廣東，所攜帶的糧食不得超過15公斤。
曾任廣東糧食局長的董富勝，後來回憶說：
1992年糧價全麵放開後，有的說廣東帶了一個壞頭，有的說廣東抬高了全國的米價。
廣東曆來是一個缺糧的省份，糧食價格放開後，省長或是秘書長帶隊帶著外彙或是化肥、白糖等“硬通貨”，到外省的糧食產區去采購糧食都收效不大。當時提心吊膽，生怕會出問題。這種擔心的日子一直持續到當年9月十四大召開才結束。
就這樣，在廣東的帶動下，全國提高糧食的定購價格和銷售價格，基本上實現了購銷同價，並在此基礎上，陸續展開放開糧價，放開經營的試點。
在統一政策的原則下，各地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和承受能力，因地製宜地選擇適合本地的試點方案和改革模式。
當時，這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購銷全部放開，如廣東；二是穩住定購，放開銷價，如陝西漢中市；三是保留部分定購和農業稅征收，定購價格隨行就市，銷價放開，如四川廣漢市、河南三門峽市等。
截止1992年9月，全國有400多個縣、18億人口的地區進行了糧食價格放開試點。
接著，國務院總結了試點經驗，提出要抓緊當時有利時機，加快糧食購銷體製改革，進一步向糧食商品化、經營市場化的方向推進。
同時，國務院還提出，各地要根據各自的不同情況，因地製宜，分散決策，在考慮各方麵承受能力和各項保證措施配套的前提下，凡有條件放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可以提出實施糧食放開方案，報國務院批準後實施。
於是，在國務院的推動下，繼廣東省全麵放開糧價之後，浙江、江蘇、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也宣布全省(市)糧食購銷價格全麵放開，取消糧票。
到1993年底，全國95%以上的市縣都完成了放開糧價的改革。
就這樣，糧食供求走向了市場，而與糧食購銷製度相伴生的糧票也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成為一種熱門的收藏品。農副品價格開始全麵放開
1992年4月，中央決定放開豬肉經營，放開價格，取消價格補貼，至此，中國的生豬、豬肉和蔬菜價格全部放開。
此次生豬、豬肉和蔬菜價格的全麵放開，在全國進行得非常平穩，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動。
1992年9月，北京市響應國家號召，開始以大膽放權、發展市場為重點、加快價格改革。
當時，全市農副產品和工業消費品價格中市場調節價比重達到81％。
為了進一步推動價格放開，北京市物價局開始支持大中型工業企業“上船”和商業“四放開”，在繼1991年底放活59種類國家管理的農副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基礎上，3月份又放開放活45種類商品價格，6月放開了市管理的135種類生產資料價格，並在飲食行業中擴大放權試點。
在大膽放權的同時，北京市物價局在全市選點對100種商品和收費項目進行直接采取報價，上機分析，以加強對放開商品的價格監測和預測。
不久，北京市物價部門又決定，在12月1日全市農副產品價格全麵放開。
1992年的12月1日，是北京市放開肉、蛋、菜購銷價格第一天。
這一天北京的市場平靜，市民反映平淡，並沒有出現1988年那次居民摩拳擦掌準備搶購商品的情況。